[胡顯章]大學要注重發展和諧的大學理念

日期:2008-04-11作者:jc信息員 浏覽量:

大學是社會的文化高地,大學應當提升文化自覺,努力構建以和諧文化為内涵的大學理念,促進精神與物質、科學與人文、通與專、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作用以及個性與共性的和諧發展。

中共16屆6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課題,指出構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大學是社會的文化高地,對建設先進文化起着重要的導引作用。大學應當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導下自覺充實和諧文化底蘊,努力構建和諧文化模式,建設以辦學功能和諧推進、師生員工和諧相處、不同類型文化和諧相融、人才德智體美和諧發展為特征的和諧校園。為了實現這樣的理想目标,大學人應當不斷提升以和諧文化為内涵的大學理念。

實際上,我們對大學理念缺乏系統深入的研讨,在實踐中表現出一定的盲目性以至片面性,還存在諸多不夠和諧的現象,導緻學校功能的失衡,制約了學校的和諧發展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以下從五個方面加以讨論。

一、精神與物質

精神與物質的關系是哲學的一個普遍命題,這裡所說的精神與物質的關系并非認識論意義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而着重指價值取向上的精神與物質的關系。在價值取向上,對精神與物質的分離與偏重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社會普遍呈現重物質、輕精神的狀态。

翻開我們一些大學的發展規劃,常常會看到有着具體而詳盡的物化目标和措施,而有關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目标常常是空泛的,缺乏可操作性的。正如教育部袁貴仁副部長所指出的:我們的教育重視學科專業的系統性,相對忽視人的完整性,對人的健全人格、個性的培養重視不夠;我們的教學側重“教書”,突出知識、技能的傳授,相對忽視“育人”,對人的思想品德、素質能力的培育重視不夠;學校的建設,重視硬件、設施,相對忽視觀念、制度,對教學觀念、辦學理念的研讨、宣傳重視不夠;學校的管理環境,多一些社會機構共性,相對少一點文化自覺、文化蘊涵,對學校整體文化形象、文化氣質的設計、培育重視不夠。

大學應當體現人類的希望和理想,應當是精神文化的高地。如果大學人隻偏重于物化指标的追求,大學怎樣肩負起引領社會的任務?同時,從根本上看,缺乏高尚的精神動力、文化追求和科學思維的導引,高水平的物化指标也會受制。

值得高興的是有關大學精神文化的問題已引起有關領導、一批大學校長們的關注。2006年夏北大、清華、複旦大學校長在上海參加文化論壇,探讨大學精神。清華陳希書記說:“大學到底什麼是最重要的?好的生源當然很重要,好的建築也很重要,另外,大師無疑是核心因素,但是我們覺得大學的精神應該是學校最核心、最寶貴的東西。”在接着召開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國務委員陳至立強調:無論大學如何創新,如何進一步服務于社會,但大學的精神和靈魂是永恒的。要堅定不移地守護大學的精神家園,使大學在創新和服務中以它的先進思想和品格影響社會,引導社會,使“大學”的榮譽得以發揚光大,永遠光榮。

一些大學開始把大學文化建設作為學校的核心競争力加以規劃和推進。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于2004年制定了大學文化建設規劃,以推進學校的精神文化、學術文化、制度文化和形象文化建設。使得學校的精神文明的進步與物質文明的進展,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與此同時,以大學精神和大學理念為主體的有關大學文化的研究熱潮在全國悄然興起,我國的大學正面臨一個新的文化覺醒。

一所學校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和諧共進,是和諧文化的重要的體現和基礎。

二、科學與人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

和物質與精神的分離與偏重密切相關的是科學與人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分離與偏重。

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關系是一個有着深刻曆史淵源的話題。由于近代以來學科分工精細化和二元對立哲學觀的影響,使得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出現了隔閡與分離。

在“科學至上”的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大學教育長期存在重科技輕人文的趨向,而基礎教育的文理分班和大學教育的過分專業化,加劇了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割裂。這種文化的分離在大學教育中的表現便是人文教育被職業教育所屏蔽。在教學過程中偏重知識的灌輸和技能的訓練,而忽視心靈的教化、人格的培養和思維習慣的養成,而且,中青年教師群體呈現着梁思成教授批判過的“半人”狀态,難以适應素質教育的要求。

從20世紀20年代發端于清華的“科玄之争”,到20世紀中葉英國物理學家兼小說家C.P.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的概念和對實現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融合的“第三種文化”期望,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端于美國的“索卡爾事件”和“科學大戰”,說明消除兩種文化的隔閡與對立還要走長長的路程。

我們不能不看到,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帶來巨大的物質文明成果的同時,人類社會在被誘發的物欲面前,承受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的惡果。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呈現巨大的失衡。

無論是理念上兩種文化的隔閡與對立,或是現實世界文明的失衡以及營造兩種文化和諧融合的“第三種文化”的努力,作為培養高層次人才的高等教育都難免其責。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在我國高校深入展開的文化素質教育實踐探索和理論研讨,正是以促進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為主題的。當年這項工作重要的倡導者和推動者周遠清在紀念文化素質教育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十年前,我們提出在高等學校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其中一個重要的動因,就是要改變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重理輕文和人文教育薄弱的狀況,因此,當時我們特别強調加強文化素質教育主要是加強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即文學、曆史、哲學、藝術等方面的教育,當然也包括對文科學生進行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他繼而指出:“為了培養适應新世紀需要的高質量人才,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就必須重視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的結合。”

愛因斯坦曾極力主張:“學校的目标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 促進科學與人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是培養和諧的高素質人才的需要,是建設和諧大學理念的重要内涵。

在我們國家向創新型過渡的過程中,更要重視科學與人文的融合。2006年1月,胡錦濤主席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提出要發展創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會的創新精神。我們應當站在科學發展觀的高度努力推進大學精神文化包括創新文化的建設。創新文化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體,是大學自身發展的内在要求,是大學創新重要的動力源泉、思維導向和不可或缺的學術氛圍。為了有利于創新文化的形成,要着力構建創新型大學文化的價值體系。努力推進學術自由與社會責任、學術道德、學術規範的和諧統一,構建有利于理論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的文化氛圍。

三、通與專,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

關于培養目标的“通才”與“專才”之争,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面對的一對基本矛盾,它影響着教育計劃、課程體系以至教育的全過程。

所謂“通才”與“專才”之争反映在兩個層面上。首先是在知識、能力層面上。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專才”一般可以有用武之地。而當今,一方面在科學技術日趨綜合,産業結構不斷變遷,職業流動相對頻繁的情況下,要求人才具有綜合的視野,跨學科的能力;另一方面,學科分工日益精細,專業不斷向縱深發展,又要求人才具有精深的學問和專業能力。1999年1月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由此可見,中國的高等教育不是培養一般意義上的通才。同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的“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要求高等教育要“普遍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在這一背景下,有關培養目标上“通才”與“專才”之争被如何處理“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所代替。目前,許多學校提出的“在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專業教育”便是兼顧“通”與“專”的培養模式。随着認識的深入,所讨論的“通”“專”關系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層面,即不僅涉及學識、能力,還涉及“為學”與“為人”的要求。

上世紀40年代,beat365校長梅贻琦曾有“通識為本,專識為末”,“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的論斷 ,這裡的通才,不僅指學識上的通,而且強調了為學和為人的共同要求。隻是當時的社會條件,不允許這個理念得到充分實施。

當前,在對待所謂通識教育上,無論是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多數還隻停留在知識與能力的“通”上,甚至,不少授課者把相關的課程視為低水平的而不願承擔教學任務,聽課者則僅為擴大知識面或為了掙學分而學。台灣新竹beat365前校長沈君山曾稱,實踐通識教育的困難在于:(1)沒有人願意去管。(2)沒有教授願意去教。(3)沒有學生肯化精神去聽。 這種情況在内地大學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現在一批高校正在做出努力以改變這種狀況。如複旦、北大等學校期望借鑒美國文理學院的模式,成立以通識教育為己任的複旦學院、元培學院等來尋求有效的途徑。beat365總結20餘年進行相關課程建設的經驗,在2006年提出認真建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設立共同核心課程,走規範化、核心化、精緻化建設之路。學校領導核心決定強化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建設的組織領導,将文化素質教育列入學校重大規劃,在财力人力上予以充分的保證,特别是着力建立起一支以名師為主體的,高質量、高水平、專兼結合、結構合理的師資隊伍和相适應的運行機制及配套政策,并計劃通過教育大讨論來進一步明确理念,提高共識,落實措施。

推進科學與人文的融合,隻着力抓好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的建設是不夠的,還要在專業課程環節中實施素質教育。這就要求廣大教育工作者,提高文化自覺和自身的文化素養,統籌規劃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并在專業教育教學中,促進學生科學與人文,為人與為學的和諧發展。

四、學生的教育主體性與教師的主導作用

從本質上看,教育是依據社會的要求和人的身心發展規律,使受教育者不斷獲得新知、增長才幹、提高素質的過程。在以往的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需求和身心發展規律、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在教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

教育的根本任務在于不斷提高受教育者的主體意識,成為能夠進行自我教育和主動發展的社會主體。著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沒有自我教育就沒有真正的教育。” 因此,培養與發揮學生在教育中的主體性,是學校和教育工作者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尊重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的主體性,在本質上是對人的尊重,是“以人為本”的本質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尊重人的自然屬性、精神屬性和社會屬性,使“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 而隻有充分發揮了自己的主體性精神,人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才能“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人的主體性體現在認識與改造世界中的自主性、主動性、能動性與創造性。重視發揮和提升受教育者在教育過程中的主體性,對于培養具有主動積極的進取精神和富于創造力的一代新人,對于我們國家實現向創新型轉型具有決定性意義。

同時我們應當看到,人的主體性并非都是積極的,作為個體常常還表現出依賴性、被動性、簡單重複性和對現狀的适應性。所以,無論是對受教育者的主動性的尊重、啟發,或是對其消極性的引導、克服,都需要發揮教育者的主導作用,隻有教育者積極的主導作用與受教育者的主體性的和諧發揮,教育過程才能實現優化。當前,主要矛盾是對受教育者主體性的尊重和發揮不夠,為此,廣大教師要自覺地把精神生命發展的主動權交給學生,改變師生在校的生存方式。從注重面向過去、面向已知領域轉變為注重面向未來、面向需要發現和創造的領域。經過锲而不舍的努力,把教育在本質意義上逐步變成受教育者教育自己的教育。

五、個性與共性

教育是培養人的一種社會活動,是個體自然人實現社會化的過程,既要體現社會的要求,又要反映人的身心發展規律和不同個體的不同需求,常常交織着共性與個性這對基本矛盾,在中國教育史上圍繞這對矛盾出現過将兩者分離、偏重甚至對立的現象。

關于個性與共性的關系,有着政治論和認識論兩個相關聯方面的哲學基礎。

從政治論視角看,個性與共性涉及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自由與社會規範的關系。

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一個基本哲學問題,也是一個基本教育哲學問題。哲學家黑格爾認為人作為自然的實體并不體現人的作為人的本質,人的本質隻有在社會中才能體現出來,他認為“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産兒”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從中國的曆史文化特點和現實的社會特征出發,無論從人是時代的産兒或是社會的要求考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國家至上”、“社會為先”的影響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要求我們的教育注重滲透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理念,它體現了我們社會主義大學辦學的方向性,是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共同要求。

同時,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協和是和諧文化的應有之意,我們應當處理好主導文化與文化多樣性的關系,使共性要求與個性發展實現和諧統一。文化傳播的全球化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基礎、生産資料占有與分配方式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以及社會需求呈現多樣化、動态化的特點,使受教育者的要求體現出多樣化、個性化的趨勢。在計劃經濟環境下隻關注劃一的培養目标和培養過程,已經不能适應市場經濟和國際激烈競争的需求,特别是國家向創新型轉型對創造性人才的需求。教育要求在把握群體的共性要求的同時突出培養過程的個性化,注重發展受教育者的個性——因為沒有個性就沒有創造性。

因而,我們在處理發展共性需求與滿足個性發展的這對矛盾時,應當找到合适的平衡點。包括在創新實踐中,倡導學術無禁區,課堂有紀律;體現學術自由與社會責任、學術道德、學術規範的統一。

社會在要求個人個性得以發展的同時,又應對人的個性發展有所規範、制約和引導,要求人的個性沿着社會所需要的方向發展。我們所追求的共性,不是指人才的标準統一化、模式化,我們所追求的共性是體現共同價值觀的個性多樣化。

從認識論視角看,應當注意實行個性化教育——根據學生不同的特點,因材施教,激發其學習的潛力和創造力,促進每個學生富有個性的全面和諧地發展,進而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回顧新中國的教育,一方面中國有注重訓導的傳統,又在學蘇和計劃經濟的背景下,突出了教育的計劃性和統一性。這種教育,既有保證整體上有良好基礎的優越性,又有制約創造性拔尖人才個性發展的效應。比較美國的教育哲學,美國注重啟發和自由。這種教育多數學生可能因放任自流而影響教育質量,但對于拔尖學生則有更加廣闊自由的發展空間。如何保持中國教育哲學的優點,同時吸納美國等發達國家教育哲學的長處,實現教育思想的綜合創新,是确立和諧理念的又一任務。

同時,從大學的辦學道路來說,也有按照共性的規律和發展個性的要求,形成辦學特色的問題。特色就是個性的體現,一切創新之物均是具有鮮明個性的,縱觀國際高等教育發展史,就會發現注重大學辦學特色是通往創新的必由之路。

建立以和諧文化為内涵的大學理念,應當把握好兩個基本環節:一個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凝練大學的核心價值體系,主要體現在大學人認同的大學精神和共同奮鬥目标;二是,擯棄二元對立的哲學觀,倡揚一種“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哲學觀,一種“兼和”的态度。使對真理的追求與堅持同尊重、容納、聽取不同意見,包括處于少數的、個别的、有悖傳統、偏離主流的觀點得以和諧相容。

大學理念是大學文化的核心,大學理念對于辦好一所大學是帶有全局性、先導性和戰略性的因素。認真分析發達國家的大學理念,吸取其先進的帶有共性的内容,同時認真繼承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并且凸現各自的辦學特色,實現我國大學理念的現代轉化,是我國在人才培養與知識創新方面實現趕超,完成向創新型國家轉型,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協調發展的和諧社會,加速實現國家現代化,實現中華文化偉大複興的關鍵因素。

(此文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主辦的“2007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建設和諧文化與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題報告稿,後發表于《中國高教研究》2007年第11期 ,轉自清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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