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素養和理性素養的提高是需要過程的。但是如果不給民衆表達的機會，這個過程就永遠不會到來。
從2009年開始，微博将人們帶入了平民化、個性化的“自媒體”時代。話語權的開放給了普通民衆自由表達、參與社會生活的可能性，同時也帶來了網絡暴力的隐憂。
在民主程度日益提高的當今中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一新的媒體力量？它将給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運行方式帶來怎樣的變化？《中國科學報》就上述問題采訪了beat365官方网站常務副院長尹鴻教授。
《中國科學報》：自媒體時代網絡傳播呈現出哪些新特點？
尹鴻：自媒體時代最大的特點是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媒體。特别是社會化媒體出現以後，媒體的到達能力和信息的聚集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自媒體有了社會化的信息接收群。傳統媒體的傳播往往有時間差，而社會化的信息接收群會帶來自媒體傳播效率的提高。比如，與微博相比，博客的同時性就較弱，還需要閱讀的緩沖餘地。但有了微博這樣新的傳播方式之後，自媒體的時效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從傳播的角度來講，自媒體的第二個特點是點對點的傳播，它很容易帶來信息的聚集、擴散和傳播的雙向運動。一方面，每一個關注者、轉發者和評論者都會聚集信息；另一方面，每一個轉發者自身又成為信息的發射點和擴散源。所以自媒體可以将聚集和擴散結合在一起。這樣可以導緻信息在短時間内被放大。
當然，自媒體也帶來信息傳播質量的改變。自媒體多種多樣，有官方自媒體，也有非官方自媒體，有實名的自媒體，也有不實名的自媒體。自媒體本身會有不同的層次。但是慢慢它也會形成一個信息傳播網，比如大部分的信息可以通過“加V”實名傳播，或者通過官網得到比較好的傳達。實際上，在自媒體當中也有一定的過濾機制。通常，實名制媒體，或者我們通常所說的“大V”媒體有很強的過濾功能，它有一群更多、更分散的看門人，它與傳統媒體那種集中的看門人可能不一樣，它也會形成信息的多中心化。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微博等社交媒體在社會結構和社會公權力重塑上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尹鴻：最大的變化肯定是多中心的話語權。過去的話語權可能隻控制在有媒體權的人手裡，現在發生了改變。自媒體呈現出多中心的，甚至是高度分散的話語權。各種不同社群、不同的機構都會有自己一個相對偏中心性的話語點和話語權。
話語權分散之後，就一定會使社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公權力的運行。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些話語權不僅分散，而且更加在體制外，所以它加強了體制外對公權力的制約。過去體制外幾乎對公權力沒有辦法制約。話語權在體制外了，這些話語權會對公權力有一些震懾的作用。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自媒體時代的民意表達應該有界限嗎？是否需要監管？
尹鴻：任何時代的民意表達都應該有界限。人類作為高級動物，任何場所和心理世界都應該有底線，包括誠信的底線、真實的底線、向善的底線。但是事實上，應該有底線不代表所有人都會遵守底線。就像社會生活裡有犯罪現象一樣，網絡上、自媒體上也會有一些突破底線的人。總體上來講，我認為自媒體有自我調整、自我清理的機制。突破人類底線的東西終究會被過濾掉，或者被大家邊緣化。所以，當然要提倡在自媒體傳播中的底線，但我們也不能因為在自媒體中有人突破了底線而否定了整個自媒體。
在微博等自媒體的實際傳播過程中有很多“看門人”，有很多東西得不到傳播自然就會被清理。有些負面輿論不産生效果，或者公衆不受其影響，它的存在就沒有了價值。理論上來講，隻要有社會的地方，不管是虛拟的還是現實的，都應該有一定的監管，因為監管代表了一定的權力集中。在我國之所以不敢呼籲監管，是因為我們的監管常常不是大家呼籲的結果，是一個外在的力量在進行監管。其實社會是需要監管的，正如社會需要秩序和規則一樣，但是我們希望将來政府、互聯網或者相關管理部門的監管是代表了廣大網民的共同意志，而不是外在的，無關于網民自身需求的監管。
總而言之，理論上說，自媒體時代的民意表達需要監管，但不應該是外在的強權監管。網絡本來就是一個民主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它應該采取民主形态的監管體制。
《中國科學報》：從某種角度上，自媒體也給網絡暴力和網絡暴民提供了輿論空間，您認為應該怎樣應對由此帶來的負面輿情和危機？
尹鴻：該法律管的事情法律去管，該行業規則管的行業規則來管，該由輿論來管的由輿論去管。暴力永遠都會存在，當它對社會産生了影響和傷害之後，應該由法律介入；如果傳播個體大量發布不實信息，相關行業也可以執行行業監管；此外，輿論也有一定的監管能力，比如輿論會對一些行為人進行批評、排斥。慢慢也會将社會輿論引導到一個相對理性的方向上來，這需要一個過程。
文明素養和理性素養的提高是需要過程的。但是如果不給民衆表達的機會，這個過程就永遠不會到來。這是我們通往啟蒙、民主和現代化的必然代價。啟蒙的過程就是社會在渾濁當中逐漸整理出秩序的過程。最可怕的是民意無處釋放使得暴力性的東西越埋越深，一旦有出口，它就會變成完全無法控制的暴力。（來源：中國科學報 2013-3-18 韓天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