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兼斌:數據媒體與數字泥巴——大數據時代的新聞素養

日期:2017-01-03作者:梁鵬 浏覽量:

摘要

本文從新聞業正在發生的數據革命入手,提出了數據媒體的概念,并把近年來數據新聞的興起放在數據媒體這一大背景下,認為一切平台都具有數據媒體的潛質,提供了我們認識和把握社會現實的途徑。文章探讨了數據化現實的今天,記者的新聞素養的重構問題,認為數據素養将是今日之記者的新聞素養中的核心維度。而數據素養的最簡潔的表述,就是記者對數字泥巴的親近感和翻耕能力。

關鍵詞:數據媒體,數字泥巴,數據新聞,數據素養,新聞素養

新聞業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諸多變化中,對于傳統的新聞業和新聞從業者而言,也許最重要的也最為嚴峻的形勢是:不知不覺間,新聞業的從業壁壘和專屬領地——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從業資質,而是實質性的新聞内容生産和傳播功能——面臨被渠道和技術“列強”瓜分消解的危險。在看似熱火朝天的媒介融合大潮中,新舊媒體其實是冰火兩重天。占主導的融合模式更多的是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向下兼容和單向進入。麥克盧漢關于“舊媒體将成為新媒體的内容”的觀察這些年一直在殘酷的上演着。在新的媒介生态系統中,新興媒體不斷以創新創業者的姿态,挾資本之力而又無需受到意識形态和新聞管制體制之約束,強勢切入到内容産業鍊上遊,成為媒介生态系統“食物鍊”中的上遊捕獵者(predator),借助其平台和渠道優勢所賦予的用戶基礎和流量吸引力,像黑洞一樣吸食着傳統媒體所生産的内容。而且對傳統媒體賴以生存的各種優質資源——特别是精英人才和媒體品牌資源——進行策略性的争奪和收編。而傳統主流媒體在這一波生死劫中,更多的是一種倉促應戰下的被動變革。經過社會化媒體和移動媒體迅速崛起的連番沖擊和洗禮,十多年間,傳統媒體和新聞業身不由己的經曆着社會媒介生态系統的滄海桑田般之巨變。

世界萬象正在數據化,現實正在數據化。這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聞從業者需要意識到的最大的曆史轉變。在如今的大數據時代,觸摸現實、探詢真相的努力,也許将不再主要依賴褲腿上的泥巴所象征的風塵仆仆深入現場一線;對于數字泥巴的親近感和翻耕能力,從數據碎片中還原和拼湊新聞真實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新聞業者的核心新聞素養。

不管願不願意,承認與否,媒體的概念,新聞的本質,新聞從業者的新聞素養之内涵,似乎都面臨着重新界定。

一、作為“記者”的黑客:攪動2016年全美大選背後的一股特殊力量

2016年美國第58屆總統選舉必将因一系列的狗血劇頻頻上演為後人津津樂道。在本文寫作之時,再隔兩天此次大選的投票結果就将揭曉,但臨近正式投票日11月8日之前不到10天的時間裡,美國民調所揭示的兩位主要候選人希拉裡和特朗普在可能投票的選民中的支持率,卻是一波三折,而攪動這一切的,恰恰是希拉裡揮之不去的“郵電門”新進展:

據“環球網”11月1日晚上轉每日經濟新聞報道,ABC/華盛頓郵報民調顯示,特朗普以46%的支持率領先希拉裡的45%。這篇題為《“郵件門”有多狠?特朗普民調已反超希拉裡》的報道稱,即使根據各大媒體的數據綜合(不同民調機構因為抽樣等原因其得出的候選人支持率通常相互之間會有出入),在10月28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James Comey宣布重啟對希拉裡擔任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電郵調查後,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從28日的42.5%上升到45.3%,與希拉裡的差距也從4.6個百分點縮小到2.4個百分點。可以說,這是大選投票日之前給近來一直民意支持率大幅領先的希拉裡陣營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

問題的關鍵是:FBI為何在大選之前10天這個敏感的時候宣布重啟調查?在諸多分析和梳理此次看似熱鬧的“FBI重啟調查影響美國大選”的質疑聲、支持聲和陰謀論、正義論聲浪中,在台面上民主、共和兩黨,以及國會、FBI之間的鬥法故事之外,普通公衆通常忽視的一個“核心”情節是:FBI其實也是被逼無奈才決定重啟調查的,因為“維基解密和黑客仍在不停公布消息”,FBI新發現的希拉裡此前删除的很可能無論如何會被洩露,“如果洩密,聯邦調查局公信力就将顔面掃地。”

換言之,維基解密和黑客推動了這一波美國兩黨政治的博弈進程。微信公号“英國那些事兒”對這一過程中維基解密和黑客的關鍵性角色作了詳細的梳理,這裡加以概述如下:

2016年7月5日,此前鬧得沸沸揚揚的郵件門事件被FBI調查定性為希拉裡“及其粗心大意”但并未有意違反法律,因而“建議不提出起訴”。在美國公衆和媒體似乎都已經默認郵件門不會再對希拉裡的選舉有什麼重大影響時,7月22日,“阿桑奇領導下的維基解密公布了希拉裡一方民主黨委員會内部約2萬封的絕密郵件”。這些郵件分别來自民主黨委員會的公關主任、财務總監、高級顧問等7位民主黨重要官員,内容大多是怎樣為了把希拉裡推上總統寶座進行的“各種暗地裡的勾當”,結果是:“這一個重磅炸彈無疑把希拉裡‘騙子’的稱号炸得越來越響。”

中間推波助瀾的,是希拉裡團隊裡一名重要成員即競選經理John Podesta的郵箱被黑客“釣魚”攻破,其中的郵件被黑客全部交給維基解密。于是,從10月開始,維基解密逐漸公布着Podesta這些郵件。“看到這些新一輪曝光的郵件,美國人民徹底坐不住了!”因為郵件揭示,“希拉裡不但知道卡塔爾和沙特資助着ISIS,而且希拉裡還收了卡塔爾和沙特的錢!”但至此,美國司法部仍未啟動對希拉裡的指控。

最終讓希拉裡再次栽進郵件門的人,則是希拉裡最信任的助理的前老公Anthony Weiner,此君因為被爆曾經給15歲女生(未成年人)發色情短信被FBI調查,他們沒收了Weiner的電腦,并從中發現了其前妻即希拉裡的助理的不少郵件,其中不少是希拉裡此前在私人郵箱中删除的部分,FBI有了新的證據。換言之,FBI意識到,維基解密現在手裡的确有猛料。此前維基解密表示“他們将會在11月份公布這批郵件的最後一波......也就是對于希拉裡最緻命的一波”,他們聲稱,這一波消息一旦公布,其證據足以讓希拉裡直接被捕入獄。FBI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宣布重啟對希拉裡郵件門的調查的。

基于上述梳理,文章援引美國網友的Twitter圖片總結:2016年,黑客才是最牛的記者。

值得補充的是,11月6日,聯邦調查局在對新發現的郵件進行審閱後,維持此前作出的不建議起訴希拉裡的結論。雖然最終黑客和維基解密未能在大選前完成對希拉裡的“最後一擊”,但其的确已經大大豐富了人們對美國大選、候選人和民主制度運作機制的多面認知,成為倒逼事件真相的一股不可忽視的推動力。

“黑客作為2016年最牛的記者”這個說法雖然來自網民而非權威總結,因此不乏偏頗和戲谑之意。但在筆者看來,其所折射的意義是令人深思的。如果說,新聞教科書上那些曾經改寫了政治和社會曆史進程和面貌的諸多重大事件的披露——典型如“水門事件”等,大多仰賴記者深入一線現場進行上下求索,那麼,進入數字化時代,善于從數字化現實(digitalized reality)中發現和挖掘具有新聞價值的蛛絲馬迹并整合各種魚龍混雜的素材,從中發現或拼接深深隐藏着的“事實真相”,這種能力将成為當今媒體記者必須重視和努力要去具備的技能和素養。因為,媒體的概念已經發生根本改變,數據媒體橫空出世。

二、數據媒體與數據新聞

馬克思關于人的社會屬性本質有一個經典的論述: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網絡時代和移動媒體時代,我們的生活正前所未有的網絡化。如果說Web 1.0時代是數字化生存(digital being),從Web 2.0開始就是網絡化生存(networked being)。從數字化生存到網絡化生存,定義着過往十年我們生活方式變化的核心維度。

網絡化生存的典型特征就是日常生活對各種平台或網絡的依賴。從高德地圖、Google地圖、百度地圖等提供基于位置服務的實時地理信息系統,到各種智能手機上的應用,乃至進行文字輸入的各種輸入法,作為個體的我們無可逃避的生活在這些平台系統中,成為諸多平台網絡中的一個交彙節點(joint dot)。以一個擁有智能手機的用戶為例。用戶本身成為一個超級終端:他或她是各種信息、娛樂、交流、教育以及衣食住行服務平台或應用的一個交彙點。在這些平台或應用上,每一個這樣的“超級終端”所完成的每一項衣食住行的安排和活動,無不通過在此過程中所産生的各種内容性數據(如下單和評論之内容)和行為性數據(如各種記錄網上操作的日志數據)——所記錄和積累着,并與我們的現實生活嚴絲合縫的對應。這就是數字化、網絡化生活:此前所謂的網上、網下生活,已經基于數據化而統一起來。數據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們生活這一“原文件”的壓縮版,它因而也具有部分或全部還原我們生活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和趨勢随着物聯網和虛拟現實、增強現實正在強勢嵌入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多的面向,而将不斷加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提出數據媒體這一概念已經成熟。

所謂數據媒體,泛指聯接廣大用戶提供各類内容和信息服務、産生實時數據的平台、系統和應用網絡。一言以蔽之,平台即媒體。以平台來定義媒體,從概念範疇言,具有向前統攝的可能:傳統的内容提供者,包括傳統媒體及其所演變和生發的網絡媒體、移動媒體固然屬于數據媒體,各種Web2.0特征的社會化媒體如微博、微信和客戶端,自然也在數據媒體之列;在上述定義下,諸如淘寶、京東等電子商務交易平台,高德地圖、百度地圖等各種基于位置的服務(LBS),乃至搜狗輸入法、各類綜合或垂直搜索引擎,因其平台屬性,皆可納入數據媒體範疇。這些服務性應用系統或平台之所以可稱之為媒體,根本的原因,乃是因為其具有履行我們所熟悉的媒體功能——包括信息告知和社會監測等核心功能——的潛力和可能,盡管未必有進行某些特殊内容——如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生産的名義上的資質(license)。但沒有新聞生産的資質并不意味着沒有新聞生産的能力。如果需要,無論是電子交易平台還是輸入法,都可搖身一變,成為新聞和信息推送——甚至是精準推送(precision messaging)的新型新聞傳輸平台。顯然,這在技術上是毫無問題的,各類服務性平台上不時彈出的通知和提示小窗口,正是這些平台新聞推送潛力小試牛刀、躍躍欲試的生動寫照。事實上,每一個聚集了大量用戶的服務性平台,在其提供服務的同時,很多時候也提供了用戶之間進行交流的空間和可能。這使得用戶此前需要通過新聞消費——如看電視、報紙、網絡新聞——才能滿足的信息需求,可以通過服務和社交平台的使用來得到滿足。各種服務和社交平台上通過用戶個性化的新聞萃取、過濾和改造(典型的如加上自己的推薦和評論以後的有關新聞轉發或轉帖),然後分享給平台中其他用戶或自己社交網絡中的“好友”。這種社會化新聞内容的标簽(tagging)、過濾(filtering)機制,正在代替傳統的針對受衆由媒體編輯承擔的新聞把關人角色和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各種平台不僅因為媒體潛力而消解着傳統意義上媒體的不可替代性和存在價值,而且更為“殘酷”的是,傳統意義上的媒體作為優質内容提供商,成為這些純粹平台的數據媒體即捕食者(predator)的食物鍊下端獵物(prey),營養着數據平台所蘊含的附加值(added value)。

綜上,我們認為,數據媒體概念之所以有其獨立存在的意義,不僅在于其有現實的對應物,是一種值得從理論上去認識、辨析和定性的重要社會現象,更因為其正在對我們的新聞概念、新聞消費和新聞需求滿足的方式産生切實的影響。近年來數據新聞的興起,就離不開數據媒體所帶動的新聞傳播生态環境的演變。

數據新聞本身并不是新生事物,其前世今生可追溯到肇始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精确新聞學、調查性新聞和計算機輔助新聞學等思潮和實踐。關于數據新聞概念一種典型的理解是,數據新聞包含數據的抓取、挖掘、統計、分析和可視化呈現等新聞生産和傳播方式。在筆者看來,數據新聞的本質,是在傳統主流的新聞生産方式中,增加了新聞生産者即記者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social scientist)的素養要求,換言之,數據新聞的生産過程要像科學研究一樣嚴謹、公開,結果經得起核實和驗證。這些都是社會科學研究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基本原則。

基于我們對近年來我國數據新聞研究和實踐的觀察,我們發現,當前人們在談論數據新聞時,大多強調數據的挖掘和抓取以及分析結果的可視化這一前一後兩個階段,而對中間的數據統計和分析重視不夠。後者恰恰是傳統的精确新聞學所強調的重點。

數據新聞概念,以及數據新聞作為一種新聞生産理念受到重視,與近年來一系列事件,包括維基解密等有莫大關系,但根本上,是随着信息傳播技術(ICTs)在世界各國的快速發展,信息傳播環境和人們生活方式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所緻。這種變化正是前述的數字化、網絡化生存所帶來的日常生活的數據化。而日常生活的數據化最典型地體現在人們基于各種數據媒體平台的衣食住行和内容消費、相互溝通乃至娛樂學習。從某種意義上言,在數據唾手可得的今天,使得“大報小報的記者都可以去探究國家大事”,甚至讓關系資源和品牌資源貧乏的小報記者乃至公民記者憑借數據技術優勢率先獲知或拼湊出衆說紛纭中的事實真相,完成草根媒體的逆襲。在媒體層面,數據處理技術正成為确保新聞生産能力的又一種決定性因素,以至于在美國和英國,一些新聞機構開始直接雇傭程序員擔任記者,即“程序員記者”。在新聞記者個體層面,提升數據素養則已經成為不少媒體記者因應數據化社會大環境的一種普遍選擇。

三、數據素養與數字泥巴

所謂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是指人們有效且正當地發現、評估和使用信息和數據的一種意識和能力。通常,數據素養概念包含數據意識、數據獲取能力、分析和理解數據的能力、運用數據進行決策的能力以及對數據作用的批評和反思精神。

在上述構成一個媒體記者或内容生産者的數據素養中,最關鍵的是對數據的親切感和直覺。

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巴士連環爆炸案當日,BBC并沒有第一時間在場并獲得第一手資料,而是通過公衆傳回的22000份電子郵件、文本信息以及300多張圖片、視頻材料才得以還原爆炸發生時的具體情況。通過徜徉在數字和數據世界來觸摸和感知現實世界,這就是數據化現實環境下,變革中新聞業給記者素養帶來的機遇和提出的挑戰。上述BBC這樣基于數字化現實片段來進行新聞現場非在場描述和拼接,正成為近年來新聞報道的一種常規手段。

被稱為中國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記者的黃遠生根據自己從事新聞工作的實踐,就記者的新聞素養曾提出“四能”說:新聞記者須“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直言記者在場新聞現場的重要性。這也是新聞史上那些名滿天下的大家的共同感受。範長江曾經說過“不親自經曆的事情,每每不容易了解那件事情的真相,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這話實在一點不差。”範敬宜也強調“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以及“要做一名褲腿上沾滿泥巴的記者”。

在這裡,“褲腿上的泥巴”成為報道事件和現實的記者作為“媒介”連接真實世界(real reality)和媒介世界(symbolic reality)的标志和信物,象征着媒體報道公信力的源泉,關乎大衆媒體時代記者職業素養的養成和錘煉。

在數據媒體時代,作為職業的社會新聞播報者,一個合格的記者仍然将是事件現場和不在場民衆或用戶的中介,是不在場的人們了解事件真相的重要依靠。但數據化的現實,使得民衆了解事件現場,有了多種途徑和選擇,包括大量雖然非專業但可能來自新聞現場的其他民衆所提供的各種信息和素材、評論。這些散落或布滿在各種平台、網絡、論壇、群組種的信息和内容,構成了數據媒體時代探詢和還原事實真相的豐沃土壤,可稱之為“數字泥巴”。

可以這樣說,一個有數據素養的記者,一定是一個對數據有親近感和直覺的人,他或她徜徉在數據世界中,通過數據來觸摸和感知現實。他是一個周身散發着“數字泥巴”氣息的人。

精确新聞的倡導者菲利普·邁耶指出,記者要成為數據庫管理者。他認為,在信息匮乏年代,記者主要的精力或許在于尋找和獲取信息和收集素材;但身處信息豐富乃至過剩的時代,記者的信息處理的能力将是決定其新聞素養和新聞生産能力的重要因素。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數據素養,一種與數字泥巴打交道——通過翻耕數字泥巴來洞察和了解世界和現實的能力。

新聞學大家方漢奇先生說過,任何一個好記者、名記者都不是一錘子打出來的,都需要終身學習。新的信息傳播環境和新聞業的數字化、數據化演變,已經給專業新聞記者提出新的素養要求。行業的轉型要求從業者素養的調适和充實,否則變革的大潮終将抛棄我們,讓我們從社會的守望者變成社會和行業發展的觀望着。這是一個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激動人心也更加需要自強不息的時代。對于記者而言,這可以是最壞的時代,也可以是最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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