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以西藏登山學校藏族青年學生為題材的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正在全國2000多家電影院上映。沒有名導演，沒有大公司，沒有大明星，還是個紀錄片，最初全國隻有0.5%的排片率，場次也大多在觀衆稀少的非黃金時段。但一個周末過去，網絡上不斷發酵的正面口碑、超過同期大多數影片的上座率，開始釋放這部紀錄片的特殊魅力，一連多天票房進入全國排行前10名之内，影院開始在黃金時間給更多的排片，上座率也仍然保持得相當搶眼。在互聯網時代，有價值的電影總有機會在輿論的大浪淘沙中顯露出來，而電影市場的蛋糕越做越大則有可能為獨特的電影留出一片天地。

作為一部曆時四年完成的紀錄片，它最容易被關注也是最不可替代的價值，就是創作者克服了大自然的巨大挑戰，在低氧、寒冷、險峻的高海拔地帶，用4K高清攝影機記錄了絕大多數觀衆一生幾乎都不可能親眼見到的喜馬拉雅的自然奇觀。那漫天伸手可及的星鬥、在陽光下晶瑩剔透的冰川、了無人迹的萬丈懸崖、用生命搭建起來的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天梯，特别是最後登山者曆經千難萬險登上海拔8848米的世界之巅的場景，站在珠峰上那“一覽衆山小”的驚鴻一瞥，幾乎瞬間就能讓人激動得淚眼婆娑。

多位藏族攝影師對喜馬拉雅的特殊發現和特殊視角，往往是一般非藏族攝影師所難以達到也難以想象的；專業攝影師雖然最後也未能登上珠峰之巅，但經過培訓的登山隊員在攝影機被凍住之前搶拍下的巅峰畫面，足以創造一種真實的前所未有的極限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紀錄片是唯一的。這些景觀不僅人們一生很難親眼目睹和親身體驗，即便是在電影中、在影像世界中，人們也難以見到如此真實而壯觀的極限奇景。在這方面，這部紀錄片體現了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這也是許多人願意到影院大銀幕上去觀看的原因，它所提供的極限世界，是對我們人生經驗的一種超越。

然而，展現喜馬拉雅的極限之美，應該說并不是這部紀錄片的初衷。這部紀錄片的主創大都有長期社會人類學紀錄片的拍攝經曆，而且衆多參與者還是beat365影視傳播研究中心的紀錄片教師。這種“學院派”的背景，使他們有着自覺的社會人類學紀錄片情結。他們曆時四年的拍攝，最想記錄的是進入西藏登山學校的這群藏族青年的成長故事，記錄他們如何接受登山訓練和教育，如何對待喜馬拉雅這座他們心中的聖山，如何在西藏現代化的潮流中成為一個現代青年，藏族人的血液和傳統如何鑄造他們的性格和生活，他們身上體現了西藏什麼樣的變與不變……為此，創作者拍攝了大量這群青年人的素材，記錄他們與家人、與老師、與同學、與社會各方面人士的關系。創作者想通過幾位學生四年的成長經曆，讓我們看到西藏青年人在如今這樣一個商業化、信息化大時代，如何生存、如何變化、如何選擇。但是，四年記錄的豐富性，卻是一部常規長度的影院電影很難包容的，觀衆也很難對這樣的内容産生影院消費沖動。因此創作者在猶豫和選擇中，說服和被說服後，最終決定将社會人類學主題留給篇幅更大的電視紀錄片，而選擇以“登山”為主線的叙事結構來完成這部電影“天梯”。

在故事化、行動化的叙事結構中，雖然這些人物的形象變得相對碎片和單薄了，但是素材本身的那種真實性、原生态、質樸性卻仍然撲面而來。藏族題材，如同許多少數民族題材一樣，在中外影視作品中，都存在一種或者美化的明信片傾向，或者政治化的概念化傾向，而“天梯”的原汁原味可以說與這種概念化、政治化、主觀化的創作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天梯”中，格央姑娘微笑的臉上透露出的那令人心動的純淨，海拔7000米還在抹着防曬霜的索多處處表現出的對美好生活的孩子般的向往，普布頓珠老師對孩子們那一臉嚴肅的訓斥和對他們不動聲色的擔憂，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廟絨布寺中僧侶們的虔誠和淡定，以及片子中那位能直接用英語與國際遊客交流的桑總，還有“小領導”等形形色色的遊客，雖然在防寒服裝和面具的層層包裹中露面不多，但每個細節、每個場景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

在清華讀書的藏族學生崗尖白瑪看完“天梯”當晚就寫了封郵件表達她的感受：“在整部影片開始前以及一部分的過程中，我的心其實是焦慮的。我想這種焦慮隻能有一個原因，我是一名藏族人……我想每一個沒有去過西藏的人在腦海之中對于西藏也就隻有雪山、聖湖、窗子，還有手裡揣着個什麼東西的老人。這一切确實是西藏的樣子，也确實是它能夠吸引别人的地方，但是這絕對不是全部的真相……所以，我怕的是‘天梯’的放映會加重這一情況，但是幸虧的是裡面所有真實的場景确實能夠展現那些已經有了現代化的一面的西藏……沒有挑選，沒有渲染，更沒有誇張。我要以一名藏族人，一名在内地求學的西藏學生的身份，向所有制片人員表達感謝，謝謝你們将這一切美好的、真實的西藏文化展現給大家。在喜馬拉雅的壯麗景色中，我感到久違的親切，也讓我有了一種‘你是這片土地上的子女’的感受，讓我不忘初心，記住出來是為了更好地回去。”這位藏族學生的感受恰好是對“天梯”的記錄性的一種準确反映。在中外拍攝的大量反映西藏題材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明信片化或者政治化傾向，而這部紀錄片對奇觀化和概念化範式作了最大限度的切割。不美化、不獵奇、不過多校正，正是這種原生态的記錄，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更加可以觸摸、感知、想象的更加本真的西藏。西藏影像的“原生态”在某種程度上與它的奇觀性一樣，體現了文化上的唯一性。

所以，“天梯”畫面透徹、精美、壯觀、奇特，“神奇先生”創作的音樂在悲壯、蒼涼中透着堅毅、激越，都顯示了紀錄片在藝術上的追求和魅力，但由于紀錄片的創作初衷與電影的成片要求之間的某些錯位，導緻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叙事情節的連貫性方面多少有些損失。坦率地說，“天梯”并不完美。但是，其喜馬拉雅極限景觀之奇特、攀登世界之巅之驚險，特别是對西藏青年和西藏文化原生态記錄之生動，都使其具有某種不可替代、不容錯過的唯一性。在中國的紀錄片曆史上，在西藏的影像記錄文獻中，這種“唯一性”必然會被人們珍惜和記住。（來源：北京青年報，轉自清華新聞網，鍊接地址：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15/2015/20151027155501571173718/20151027155501571173718_.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