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像陽光、空氣和水一樣，構成了當代中國人的生态環境。

我們很難想象，沒有電視，我們過去30年的生活會是什麼模樣，我們的記憶将會何等蒼白，我們可以讨論的共同話題和可以傳唱的熟悉旋律能從哪裡找到，我們從無比單調的綠藍兩色中山裝到今天五顔六色的服裝風格諸如此類的巨大演變，将如何被曆史記載。從《話說長江》中高低錯落、蕭瑟凝重的重慶朝天門碼頭，到《再說長江》中同樣機位、同樣角度拍攝下來的那個高樓林立、燈紅酒綠、過度喧嚣的朝天門；從電視劇《新星》中個性張揚的改革英雄李向南，到今天連續劇中那些忍辱負重的“大哥”、“大姐”、“大嫂”、“咱爸咱媽”……，電視文化所雕刻的，不僅是中國30年的社會演變，更是中國人30年精神上的今非昔比。

電視決定大多數人“知道什麼”和“如何知道”

在1978年以前，很少人見過甚至很少人聽說過電視。“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收音機)”，還被當時的人們看成是幸福生活的遠景，可就在此時，電視卻不期而至地闖進國人的生活。

回想當年用全家人的積蓄在年三十前買到一台電視機神情“炫耀”地走在大街上的情景，回想當年幾十個學生擠到老師狹窄的家裡一起看女排比賽的情景，回想一首首流行歌曲通過電視劇、春節晚會等傳唱大江南北的情景，我們可以想象，電視給當時處在物質和精神雙重匮乏中的中國人帶來了多少快樂和希望。

1978年，北京電視台(同年更名為中央電視台)開播《新聞聯播》(全名“全國電視台新聞聯播”)，替代了伴随中國人幾十年的廣播節目《新聞和報紙摘要》，成為至今為止中國大衆最重要的新聞來源之一。

1979年，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創辦，“電大”這個“沒有圍牆的學校”成為中國曆史上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

1981年，電視轉播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杯排球賽決賽。所有中國人都千方百計尋找能夠看到電視的地方，為女排加油。從此，電視與體育相互依存，電視，使體育在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

1982年，中央電視台播出英語學習節目《跟我學》，“FollowMe”帶動了舉國的英語熱以及後來的留學熱。

1983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開播，從此以後，全球華人接受并習慣了“春晚”這道年夜飯。

1993年，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開播。它使中國人有了早上開電視、早上看新聞的習慣，還帶來了一種交流性的新聞語态。

1996年，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開播。該節目将“談話”節目推廣到全國電視界，言說、意見、觀點成為電視内容，中國電視的話語空間得以拓展。

1997年，湖南電視台推出電視綜藝節目《快樂大本營》，開創了中國電視的娛樂之風、青年之風，也成為中國電視的造星平台，引發了全國電視界的“綜藝變革”。它在飽受争議的同時也成為中國文藝多樣化的象征。

2002年元旦，南京播出新聞節目《南京零距離》。它改變了新聞的視角、語态和形态，引發全國地方新聞大變革。很難說這是第一個所謂的“民生新聞”，但它肯定是第一個引起了全國反響的“民生新聞”。

2003年，中國人以複雜的心情通過中央電視台與全世界同步看到在伊拉克燃起的熊熊戰火。

2006年，湖南電視台播出大型選秀節目“超級女聲”，成為被世界關注的中國現象。“超級女聲”突出了“差異”、“互動”的電視新觀念，也啟動了中國電視模仿、借鑒海外節目模闆的風尚，當然，也注定了中國電視選秀節目在同質競争下必然地“别有用心”地走向低俗。

2008，從5月12日開始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災直播報道，及時、全面、充分，在中國人用生命創造尊嚴的同時，中國電視也用誠實為自己赢得了尊嚴。

2008，北京奧運會大直播。在一個多月中，全國人民聚攏電視機前，看奧運，談奧運。

盡管不少人譴責電視的平庸、冗長、低俗和淺薄，但是，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上電視台最多、電視頻道最多、電視觀衆最多、電視節目生産量最多的“電視超級大國”。電視，使傳統的電影被邊緣化，甚至連新興的網絡也必須借助電視視頻才能逐日走向主流。電視，決定了大多數人“知道什麼”和“如何知道”，成為像陽光、空氣、水一樣的生态環境必不可缺的元素。

電視劇的曆史，就是老百姓的心靈演變史

30年電視往事，絕對不能遺漏的一頁，是電視劇。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電視劇生産大國、播出大國、觀衆大國。美國一部電視劇一周僅播1-2集，一個系列22集需要播出4個月，觀衆必須等到第二年另一個播出季才能得到“下回分解”。與“不幸”的美國電視觀衆相比，中國的電視劇觀衆每天可以連續看到2集、3集甚至更多的電視劇，而且每天有幾十個頻道都在播出電視劇。2007年中國全年生産電視劇多達14000部(集)，每天誕生40集新劇，而每個中國人在170分鐘的平均電視收看時間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看電視劇。

電視連續劇在中國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可以說遠遠超過了電影、小說、戲劇等其他藝術叙事形式，構成了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電視劇、時代與觀衆，一直處在一種互動的變化中。

而那些熟悉的劇名、劇情，對于走過這30年的每一個人來說，都足夠幫助他們在各自心中串聯起一個“電視時代長廊”：

1979年底開始，借助于與美國建交以及科教興國的大背景，中國人看到了美國電視劇《大西洋底來的人》和《加裡森敢死隊》。《加裡森敢死隊》中一群身懷絕技的“壞人”成為反法西斯英雄，這改變了當時中國人長期以來“好人”、“壞人”的簡單判斷。

1981年，第一部廣受争議的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播出，從此，長篇電視劇結束了電影在中國的黃金時代，很快成為中國大衆第一文化形态。

1984年，日本電視劇《血疑》播出。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為中國人帶來了最初的偶像意識。家庭倫理、血緣關系此後成為熱門題材。醫院掉包、兄妹之戀、不治之症等成為後來電視劇的經典煽情橋段。

1986年，根據柯雲路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新星》播出。一個敢于改革、敢于用烏紗帽做軍令狀的縣委書記李向南形象，成為那個時代改革開放精神的形象标簽。“青天”式的孤膽英雄，美人愛英雄的叙事模式，不僅震撼當時，而且延續至今。

1987年，電視劇《紅樓夢》播出。該劇為大多數中國人提供了直觀的“紅樓”群像，電視劇音樂與電視劇那浪漫、抒情、典雅、傷感的風格一起，不僅帶來“紅樓文化”的普及，也使後來所有關于《紅樓夢》的改編都面臨難以逾越的門檻。

1990年，當時最長的電視劇《渴望》播出。中國電視劇題材重心從社會公共空間退回到家庭親情空間。

1993年，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播出。劉歡的“千萬裡我追尋着你”以及姜文扮演的王啟明，傳達了中國人對西方有時是天堂有時是地獄的自尊和自卑的雙重認知。中國在走向世界過程中的身份尴尬和身份認同的焦慮，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民族情結。

1997年，湖南推出電視劇《還珠格格》。這是當時少有的不借助中央電視台平台而紅遍全中國的電視劇。一部内地制作的港台娛樂風格的古裝戲說電視劇，改變了中國電視一向沉着、憂傷、嚴肅的面孔，娛樂精神使新一代青年人有了屬于自己的電視文化。

1998年，電視劇《雍正王朝》在中央電視台播出。該劇不僅開啟了中國古裝曆史皇帝劇的潮流，而且開明君主、宮廷陰謀、政治膽略，也再次喚起了中國人特殊的政治期望和熱情。

2007年，電視劇《士兵突擊》意外熱播。許三多成為“年度現象”，在全國特别是青年人中間引起廣泛讨論。“不抛棄、不放棄”成為口頭禅。一個中國式“阿甘”帶給了中國人一種勵志的生活态度。

綜上所述，1980年代，從“傷痕”到“反思”，從“改革”到“反腐”，電視劇成為中國思想解放的重要啟蒙工具；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四大古典名著”和《四世同堂》、《圍城》等現代文學名著的改編，似乎是對剛剛經曆過文化大空白的中國大衆的文化大補課；1990年代，經曆過一場巨大風波以後，《渴望》等家庭電視劇的出現，将以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為主題的啟蒙文化拉回到以忍辱負重、忠孝節義為核心價值的傳統家國文化；随後，《編輯部的故事》、《牽手》、《武林外傳》、《金婚》、《闖關東》等形形色色的電視劇，則記錄了日趨多元的中國社會變遷和中國人心态的開放。中國電視劇的曆史，其實就是中國老百姓的一部心靈演變史。

春晚，新時代裡新民俗

娛樂，在30年前，還是一個不能明說的詞彙，或者基本上是玩物喪志的代名詞。改革開放30年，電視娛樂一直在健康與病态、高雅與低俗、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等等沖突中掙紮。《加裡森敢死隊》因為對青少年犯罪的“教唆”被停播；《敵營十八年》因其通俗性和非現實主義受到非議；《超級女聲》因其推崇的偶像文化、明星文化遭到批評……

1990年代以後，湖南衛視成為中國電視娛樂的“大本營“，而中央電視台二套也是電視娛樂的生力軍。從“正大綜藝”到“幸運52”，從“夢想中國”到“超級女聲”，從“快樂大本營”到“加油好男兒”，從綜藝到選秀，從相聲小品到真人秀，中國電視的娛樂精神越來越鮮明，中國人的娛樂需求也被釋放得越來越充分。

說到電視娛樂，最值得濃墨重彩書寫一筆的，是最近30年才出現的一個“新民俗”：春晚。

1983年2月12号，農曆除夕，中央電視台第一次“春節聯歡晚會”播出。與今天的春晚之面面俱到、畏首畏尾不同，春晚在當時很“前衛”也很“大膽”。

晚會由王景愚、劉曉慶、馬季、姜昆一起主持，采取開放式直播，安排了四部熱線電話，觀衆可以點播演員和節目。歌手李谷一演唱了八首歌曲後，還有觀衆點播她的《鄉戀》。而《鄉戀》當時已為“禁歌”，有人批這首歌抒發的不是熱愛祖國山河的懷戀之情，而是低沉纏綿的靡靡之音，甚至還指責李谷一是“大陸鄧麗君”。但在這次春晚上，人民的“願望”卻得到了尊重，當時的廣電部部長毅然同意演唱《鄉戀》。在今天看來，這似乎是藝術民主難得的範例。

1983年的這一個晚上，為中國電視藝術領域開創了一個新局面，也開辟了中國“年文化”的一個新局面，春晚從此成為中央電視台最有價值的保留品牌。套用一句話說，即使一條狗，上了春晚也會變成名狗。春晚成為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風向标。誰出現，說什麼，演什麼，唱什麼，如何開頭，如何結束，港台歌手來不來和來多少，流行音樂上不上和上多少，主題和高潮如何定……這一切，與其說是晚會的需要，不如說是時代政治的需要，它傳達了中國走向，也象征了中國形象。

年複一年的春晚，雖然讓不少人産生了審美疲勞，甚至有人用恨鐵不成鋼的激烈“叫停”春晚，但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在海外華人，早就習慣了這個喜慶祥和、東拼西湊的春晚了。正如年飯未必好吃，春晚也未必好看，但年飯和春晚都共同構成了中國“年文化”的“當代民俗”。在春晚伴随下，回家、團圓、放鞭炮、辭舊迎新、年華消逝、美夢成真成幻……這就是春晚的意義。

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30年中國電視的賬本，翻開來，其間記錄的，不僅是電視的變化史，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的情感史和生活史。(作者尹鴻為beat365官方网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轉自人民網、《中國青年報》200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