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介批評是一個不适宜于标準化的文本闡釋創意活動。常用的媒介批評和分析方法包括符号學分析方法、精神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以及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其中，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分析社會與社會機構最有力量、最具聯想的方法之一。在當代社會，發現媒介文本中隐藏和被遮蔽的意識形态，是馬克思主義媒介批評的一個重要部分。

關鍵詞：媒介批評 媒介分析 文化研究 馬克思主義 符号學 精神分析

美國著名的媒介分析家、舊金山大學廣播與電子傳播藝術教授阿瑟·伯格（Arthur Asa Berger），以其《媒介分析技巧》、《一個後現代主義者的謀殺》、《塗爾幹死了》等著作廣為中國文化與傳播學界熟悉。作為“beat365海外學者短期講學項目”的受聘學者，他于2009年5月應邀開設“媒介文化與批評入門”的英文課程，并就媒介分析與批評等問題，與本文第一作者進行了對話（下文分别對二者用“王”和“伯格”表示），對于我國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體系的構建不無參考價值。

媒介批評及其相關概念

王：您有38年的新聞傳播教育經曆，并已出版65本書，内容涵蓋媒介分析、文化批評和“另類學術讀本”、偵探小說以及旅遊和幽默。人們稱您為“著名流行文化學者”、“媒介分析家”、“偵探小說家”，您更喜歡哪一個稱呼？

伯格：有人說我是一個“不完美的”小說家，不是一個“偵探”小說家[1]。不過我認為我是一個媒介分析家、流行文化學者和作家；我是一個寫神秘和諷刺性學術謀殺疑案作品的作家，它們其實是披着故事外衣的教材。有趣的是，我發現由兩位中國學者所寫的、研究我的謀殺懸疑作品的文章[2]， 将我歸結為“後現代小說家”……這是由于我的作品中混合使用了不同的流派。我寫過不少懸疑作品還未被翻譯成中文， 我還會繼續寫下去。我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學生學會如何用不同的概念對一般的“大衆-介導文化”（mass-mediated culture），尤其是媒介文本（如美國電視連續劇《囚徒》）進行解碼。

王：您認為“媒介分析”、“文化批評”、“媒介批評”和“傳播批評”這幾個概念有什麼聯系與區别？一般認為，您從事的是媒介分析研究而非媒介批評，您認為是這樣嗎？

伯格：我認為，對人們來說，“批評”一詞具有很多消極内涵……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一詞語或明或暗地意味着批評家發現不好的東西并加以批評。依我看，媒介分析是廣義的文化分析的一部分。因為媒體是構成今天我們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傳播也是如此。因此，我認為“文化批評”或“文化分析”都是内涵無所不包的詞彙。其實，如何稱呼你現在從事的工作并不重要，隻要你在緻力于理解人們是如何溝通的，尤其他們在使用媒介時發生了什麼 就夠了 。“傳播”也是一個無所不包的詞彙。至關重要的事情不是浪費時間去争論“媒介批評”、“傳播研究”或其它概念是否恰當，而是檢視媒體，以确定人們如何使用它們以及怎樣受其影響 。

王：美國的一些高校開設有“新聞批評”（Journalism Criticism）和“傳播批評”（Communication Criticism）課程，您認為二者之間的差别大嗎？

伯格：有必要将媒介批評和新聞批評區分開來。“新聞批評”針對的是媒體上刊播的新聞，不管是印在報刊上的，還是電子媒體發布的新聞；而“媒介批評”則聚焦于廣義的媒介，包括但不限于報業。美國有着長期的報紙批評傳統，因為報紙是我們最早的大衆媒介工具，報紙在新聞的準确性和新聞的報道價值方面互相競争，為媒介批評提供了素材；随着廣播、電視和網絡的發展，諸如出自博客寫手的媒介批評更是數不勝數。

王：您怎樣評價 “法蘭克福學派”和“霍爾的文化研究”這兩個媒介批評的主體理論？

伯格：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都太陳舊了。當文化研究枝繁葉茂之時，我想，今天身處後現代時代的人們，終于明白了如何不靠過去的方法做文化批評。我做媒介分析的獨特方法，是用諸如符号學、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以及女性主義等領域的概念去解碼媒介。我曾給自己畫了一副漫畫：我将自己畫成連環漫畫中的“超級勇士”——解碼超男[3]，暗示我将文化視為反映在媒體中的不同符碼組合，這些符碼反映在媒體、人際傳播以及常被稱為“大衆－介導”文化之中。我的目标是幫助學生和其他人培養媒介素養，即理解和闡釋大衆傳播媒介的能力。

王：您同意媒介批評需要設定一定的标準，即批評媒介需要遵循一些規範嗎？

伯格：法國媒介理論家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認為“批評沒有對與錯這回事”。隻有“有趣的批評”和“無趣的批評”。前者因為闡釋了文本的運作機制而饒有興趣；後者因為缺少見解而乏善可陳。我同意這一觀點。媒介批評家所要做的，是一種不宜統計分析和數據收集的創意工作。實證工作對于一些問題的研究是有效的，但是一般來說，我們評估批評是基于它揭示了多少文本意義，它對文本孕育其中的社會意指為何，以及媒介如何影響文本了。

為媒介批評設立一個标準，這話聽起來不錯。但是，采用誰的标準呢？還有，我們如何确定一些标準是否會被遵從？ 最好能根據文本所呈現的媒體運作方式，以及文本是如何為刊播媒體所影響的等方面來考察媒介批評。因此，闡釋是一個不宜于标準化和遵奉标準的創意活動。在後現代社會，一些人會堅稱沒有規範，規範是一個現代主義的概念。

王：您認為美國的《紐約時報》的“公共編輯”（Public Editor）和《華盛頓郵報》的“新聞監察官”（Ombudsman）所做的工作是媒介批評嗎？

伯格：“新聞監察官”實際上起着幫助新聞工作者的作用。因為“新聞監察官”可以處理公衆對報道準确性的批評，也可以監督一些重要新聞是否被如實報道了。“新聞監察官”起着非正式媒介批評家的作用，雖然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新聞和信息，而不是娛樂和其它方面。

馬克思主義與媒介分析方法

王：中國内地的媒介批評已經有10多年的發展了，但從事研究媒介批評的學者感到開展這項研究仍然十分困難。一個經常使人感到迷惑的問題是：媒介批評涉及的學科領域如新聞學、傳播學、文學、哲學、社會學等如此之多，它的理論體系到底應包括哪些内容？如果出版社讓您寫一本媒介批評的教材的話，您會介紹哪些理論和方法？

伯格：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有很多種類的媒體去對付，而且每一類的媒介内容都有着不同的風格流派。 那麼，我們如何處理所有這些可能性呢？我認為，對這一問題的最好的回答，是學習可以适用于任何話題的分析技巧——不管是媒體，還是媒體的文本、創造媒體的人、媒體的受衆，或者媒體賴以生存的社會。我傾向于關注文本——媒體的藝術作品。但是，我也并未忽視其它方面，比如媒介所呈現的受衆與社會。處理這些所有可能性的唯一辦法，就是開發基于諸如符号學理論、精神分析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學理論的分析方法。 掌握了這些分析方法，你就可以研究任何東西。 在美國，很多學者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試圖區分民間文化、流行文化和精英文化等概念。我認為，實際分析電影、電視節目、漫畫書等文本，要比争論什麼是流行文化更有意義。根據我的理解，媒介批評的核心是學習那些能夠用于分析所有文本的各種理論。

王：您在《媒介分析方法》、《文化批評——關鍵概念初級讀本》等書中，以及您在beat365所開設的媒介文化與批評課程中，您介紹了符号學、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網格理論等解讀媒介的方法，您認為這些方法分别對媒介批評起到什麼作用？

伯格：在我的《媒介分析方法》和《文化批評》等書中，我集中闡述了四個分析媒介和媒介文本的常用理論。一些批評家隻用一種理論——比如符号學或者精神分析理論，但是很多媒介分析家、批評家綜合運用幾種分析方法。當我準備寫關于媒介和媒介文本的東西時，我的問題是：哪一個理論的哪些概念有助于我解釋和理解我的研究對象？原則上，你可以隻用一種方法，在一些批評家的著作中，他們隻對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或者精神分析這三種分析方法的一種感興趣。但是很多著名的批評家，例如馬歇爾·麥克盧漢在他的《機器新娘》一書中，羅蘭·巴特在他的《神話學》和《符号帝國》等書中，鮑德裡亞在他的《物體系》一書中都綜合使用了符号學、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理論和社會學的理論來形成自己的見解。

王：台灣的著名媒介批評學者黃新生教授，也就是您的《媒介分析方法》一書第一個中譯本的翻譯者，曾引用你的話說：要将精神分析法的概念用于媒介分析，實在是問題重重。這是您的真實看法嗎？在如何成功地運用精神分析分析媒介，您是否有成功的例子？

伯格：對于不能用精神分析學分析媒介，或者，更确切地說，不能用源于精神分析理論的概念去闡釋媒介的說法，我不能苟同。我曾用精神分析的理論，将20世紀80年代初電子遊戲《吃豆人》[4]風靡美國的意義，闡釋為從一種早期生殖崇拜的遊戲的文化衰退迹象；我也曾借鑒其他學者在分析案例時采用的精神分析理論來分析哈姆雷特、電影《金剛》、詹姆斯·邦德故事以及迪斯尼電影和主題公園。

王：我在教學和研究中，将女性主義批評、框架理論、參與觀察以及内容分析等方法作為媒介分析方法引入了媒介批評領域，我即将出版的《媒介批評——起源·标準·方法》第二版，也将它們作為媒介批評方法進行介紹，您認為合适嗎？批判性和實證研究向來互相攻擊，形同水火，我試圖将二者結合起來解讀和批評媒介現象，即用批判學派的理論，用實證分析的方法來從事媒介批評研究，您同意這一做法嗎？

伯格：我認為，使用任何有興趣的理論都是可以的，因此我對批判學派和實證學派之争不太在意。兩派的學者都在試圖發現媒介是如何影響個人和社會的。有時，實證研究的數據和信息對批判學派的學者是不無助益的，反之亦然。學術界确有一些無休止的争論，我對此不屑一顧。我隻是用我可以使用的一切方法，去處理我正進行的研究工作，不管它是什麼研究。“多學科性”是對我研究方法的最好描述，就是說，用我發現的任何不同種類的有用理論，去分析和闡釋我所研究的東西。

王：我知道您一直倡導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分析媒介。在《媒介分析方法》一書中，您寫道：“對于媒介分析家而言，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分析社會與社會機構媒介最有力量、最具聯想的方法之一。”[5]那麼，我的問題是，在您經常使用的4種研究方法中，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占有什麼樣位置？一些中國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在當代已經過時，應當運用其他研究方法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尤其是“階級”、“階級鬥争”等概念應該用“階層”等概念來代替。作為西方的學者，您為什麼如此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媒介和媒介現象？

伯格：就我所知，馬克思主義包括像“階級沖突”、“假意識”等概念，許多美國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批評媒介和媒體兼并。後者是指将極大的媒體權利，集中于一小撮富有媒體集團的擁有者手中。

我知道，一些美國的媒介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抵制馬克思主義思想，卻不拒絕使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概念。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就是一個較好的例子。但是，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仍然十分有用。我建議将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現代主義的理論。我們現在生活在後現代主義或者後－後現代主義者的社會。在後現代主義社會，正像讓－弗朗索瓦·利奧塔（1924—1998）所說：“對元叙事（meta-narrative）[6]懷疑”……你不必去接受整個“元叙事”，但是可以接受你認為它對你有用的部分。例如“媒介帝國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就非常貼切。這一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彌漫于第一世界國家生産的電視節目和電影中，卻被第三世界國家收看。因此，發現隐藏的和被遮蔽的意識形态内容，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媒介批評的一個重要部分。

媒介批評與當代中國

王：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學界開始關注和讨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在關于中國當代是否存在“公共領域”的問題上莫衷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還曾就此事專門緻函哈貝馬斯。您認為中國的媒介可以稱為“公共領域”嗎？

伯格：我對中國的媒介不太熟悉，因此不好說它們是否算作公共領域。我不知道它們是否足夠獨立，是否可以被視為公共空間。就我個人的理解，無論在哪裡，博客都可看作公共領域的一部分。

王：我個人十分看重傳播科技批評，即注重研究傳播科技所帶來的信息鴻溝、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離等負面影響。在全球化語境下的當代中國，随着傳播科技的飛速發展，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日益凸顯。但是也有青年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僞問題”，他們更願相信科技是中立的。您怎麼看這一問題？

伯格：我認為科技一點都不中立。科技控制者“自己點唱，自己埋單”（He who pays the piper (controls the techno logy) calls the tune）[7]…….也就是說，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技術會有多大的影響。正是那些塑造技術和有權決定什麼影響技術的人，對個人和社會施加着影響。我既不相信技術決定論，也不相信技術的中立性。許多批評家對于科技的态度是矛盾的，因為它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作奴役我們的工具。在倫敦某個典型日子裡，一個普通人會被攝錄到400個監視器的錄像帶中。這些錄像帶可以幫助捕捉動物和阻止恐怖分子，但是他們也意味着我們時刻被監視。這樣，這些錄像帶就會被用作控制人民和暗中操縱他們。如果 機器是在為自己做事，并出于自己的意願開關機，你也許可以說科技是中立的，但事實并非如此。

王：在中國，有人認為做媒介批評會傷及新聞自由，打擊媒體和新聞工作者作為“看門狗”的積極性，因此認為應當多鼓勵輿論監督，少做媒介批評。您能同意這一觀點嗎？您怎樣評價媒介批評在美國社會中的作用？

伯格：我認為，記者應該是在政治事件中發現龌龊秘密的調查者。報紙的真正威力，源于那些願意花時間進行調查的調查記者。我認為媒介批評不一定是負面的東西，而是對新聞事業的一種地地道道的支持。 如果将媒介批評狹隘地定義為攻擊一些記者、報人、媒體，那它将是可怕的。 不過，許多美國的媒介批評家因為媒體不夠獨立、不說真話而常常抨擊新聞界。我們需要調查記者……如果美國的報紙不能支持他們，我們就不得不找出其他的途徑來傳承他們的工作，如靠博客作者廣泛、普遍地提供評論性的意見。記者的艱苦工作，包括調查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和曝光那些濫用職權的行為。

[1]這是Berger教授表示幽默和自謙的一種方式。他解釋說用”defective”（不完美）和”detective”（偵探）這兩個詞是為了押韻。

[2] 指馬漢廣：《論阿瑟·伯格學術荒誕小說的後現代戲仿與話語遊戲》，載《求是學刊》 2008年第5期；秦裡：《三件另類的謀殺案》，載《書城》2006年第4期，第51～51頁。

[3] Superhero，又譯“超級英雄”，源于美國和日本漫畫、動畫中所塑造的幻想形象，“超人”和“蝙蝠俠”是其代表。解碼器男人（Decoder-Man）是Berger教授的自喻，并在《媒介分析方法》一書中附有以此為名的自畫像。

[4]英文為the Pac-Man，日本電子遊戲生産商南夢宮（NAMCO）公司1980年開發的一種風靡世界的電子遊戲，又譯《小精靈》。

[5] Arthur Asa Berger,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Third Edition, CA: Sage Publication, 2005,pp:42..

[6] 又稱“宏大叙事”，根據利奧塔的觀點，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他将後現代一詞定義為“對元叙事的懷疑”。

[7]英文習語“pay the piper while other call the tune”的意思是“一個人付錢給賣唱的人,另外的人點唱”。這句話是對這一習語的活用。

（轉自《現代傳播》2009年第5期P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