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8年夏天考入南京大學外文系，彼時正逢文革剛結束，各種雜志期刊猶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如《譯林》、《花溪》、《小說月報》、《詩刊》、《收獲》、《萌芽》、《世界知識》、《外國文學》等。每天下課，同學們回南園宿舍區吃飯，都會站在校門口新設的書報亭駐留幾分鐘，看看又有什麼新鮮的雜志面世。

1980年5月的一天，路過書報亭時，我習慣性地停留一下，一本淺藍色封面的雜志吸引了我的眼球。這本雜志的中間印着“環球”兩個中文大字和英文“Globe"。這期創刊号雜志刊登的重點文章有新華社社長穆青、新華社首任駐華盛頓記者彭迪夫婦、延安時期的新華社對外記者陳伯堅和新華社國際記者方輝盛等采寫的國際通訊。這些文章從文章選題、觀察視角、細節描寫、文筆流暢等都讓我激動不已，如穆青的《訪太陽的子孫》、陳伯堅的《我在西歐看到的年輕人》。這本雜志讓我看清了作為一個外文系的學生未來最好的就業方向就是去當一名國際記者。幾年後，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書時，驚喜地發現，當年為《環球》創刊号上撰稿的這幾位新華社大記者竟然都是我們新聞系的導師。這跟今天中國的新聞教育制度不同,今天成功的記者要想進大學當一名新聞教授跟登天一樣難。

在創刊号上，我還發現了兩篇外國記者寫的文章《打遊擊時期的鐵托》和《試管嬰兒的奧秘》，這兩篇文章都是從國外媒體上翻譯過來的。這讓我大膽地想到,《環球》這本雜志為何不可以成為我的翻譯作品的投稿園地呢?那個年代，國家僅允許幾所大學的外文系聘請外教，這幾所大學外文系學生有機會看到國外期刊。在南京大學，教我們班的外教是來自澳大利亞的湯姆夫婦，他們倆從國外帶來了滿滿一箱子澳大利亞版的《讀者文摘》。那個周日，我從中選了一篇講述美洲古代文明的故事，一個人躲在英文專業那座安靜的二層小樓裡，關上百葉窗，苦苦地翻譯了一天，把一篇長約4000字的《美洲的雅典》譯成了中文，并工工整整地謄寫在方格紙上，然後裝進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第二天郵局一開門，我多花了兩毛錢，用挂号信把稿件寄走了。

一個月後，在食堂排隊買飯時，班上負責取信的同學莊國鷗把一封信塞給我，并很好奇地問我，“你怎麼會有北京新華社的親戚？”信封的落款是北京宣武門西大街57好新華社。打開一看，是《環球》雜志一位名叫葉志雄的編輯寫給我的信。這封信不僅通知我稿件将被采用，并誇我翻譯準确、通暢，希望我繼續為《環球》投稿。這封信對我這個大二的學生真是莫大的鼓舞。

1980年11月，我的處女譯作《美洲的雅典》終于在《環球》第7期上刊登了出來。我從郵局取回載有我譯作的《環球》，在同宿舍、同班的同學相互傳閱，這是我們班上第一篇見諸鉛字的作品，在傳閱中，有好奇的，有羨慕的，也有個别不屑的。

幾天後，我收到了有生以來的第一筆稿費，共２４元。這是當時大學畢業生月工資的一半，當天下午，我揣着稿費，來到新街口書店，花了２２．２０買了一本剛剛出版的《辭海》（縮印本）。大學畢業時，我分到了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工作，我把這篇譯作連同我後來發表的其它翻譯作品放到一個木箱子裡，運到了中關村理論物理所的小院裡。多年過去了，那本印有我處女作的《環球》早已不見蹤影，但是用這篇文字掙來的稿費買的這本厚重的《辭海》，從南京大學的學生宿舍2号樓，到中科院集體宿舍8号樓，到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所在的人民日報９号樓，到新華社方壺齋小院，到現在的beat365荷清苑的書房，一直擺在我的案頭。

（作者李希光為beat365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轉自《環球》2010年第四期）

附：處女作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