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麼讀書，要麼旅行，身體和靈魂總有一個在路上。”一部電影的經典台詞成了自媒體時代的流行語。

在内憂外患、烽火連天的1935年7月，時年26歲的“愛國文青”範長江，為探索、追求抗日救國的道路，踏上了一條非凡“考察旅行”之路。于是，他的“身體和靈魂”便走在了“播火”的路上。

這條路，“路漫漫其修遠兮”，北至包頭、西達敦煌，全程4000餘裡（一說1萬多裡），曆時10個月。川、陝、青、甘、内蒙古等省區的廣袤原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這條路，“溯洄從之，道阻且跻”。在常人眼中，旅遊采風往往是和“遠方與詩”聯系在一起的。有道是：“客子光陰書卷裡，杏花消息雨聲中”。豈知這隻是屬于小清新的浪漫。對于播火者範長江來說，“山一程、水一程，單向榆關那畔行”才是常态。有時“漠漠窮邊路，迢迢一騎塵”；有時是“隻有天在上，嶙嶙萬山低”。長路漫漫，範長江走過“往往陷死人馬”的爛泥地；捱過大雪山虎豹區；飛越過六盤山上空的烏雲。他還不惜以身試險，親自下水驗證徐向前部士兵遭遇涪江寒水、凍僵而死的傳說……這種種艱辛，遠非我們今天坐飛機再轉豪華大巴所可比拟。

這條路給範長江帶來了什麼？很多人看到了範長江由此一舉成名、《中國的西北角》一紙風行，但是這次西行帶給他的最大的是思想洗禮——用範長江夫人沈譜先生的話說就是：“他終于從一位正直的新聞記者變成了一名共産主義戰士”。

這條路也刷新了他對新聞本質的認知。20多年後，做過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的範長江為新聞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新聞就是廣大群衆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實”。這一定義之所以能在新聞論史中占據一席之地，一方面因為它強調了新聞工作中的群衆路線，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問題意識”在記者活動中的重要性。

1937年初，周恩來在西安見到範長江時說，“我們紅軍裡面的人，對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系，我們很驚訝你對于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80年後重讀《中國的西北角》，我仍為範長江靈魂深處的問題意識，以及他研究社會事變的功力感喟不已。正是問題意識的驅使，他才會在學生時代發表振聾發聩的愛國演講，從此踏上一條北上求索之路；正是問題意識的引導，他才“擊中社會上繃得最緊的那根弦”，帶着國人心中普遍的“問題”完成了西北之行的壯舉；正是由于他對國内、國際問題的深入思考，才能在書中對當時的民族與宗教問題“尤有發人深省的描寫與批判”，也才能一針見血地指出中華民族的真正危機：“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簡單的領土擴張，而是一種非常毒辣的對華軍事大策略的實施。

西北一行，使學生時代就培養起來的“問題意識”，在範長江腦海中生根發芽，并成為他靈魂的一部分。1961年，在“國内形勢總的是不錯的”的輿論生态下，範長江卻在《記者工作随想》一文中，大談問題意識。他說：“一個記者，要有抱負。這抱負就是窮畢生精力研究一兩個什麼問題 ， 而這些問題是從群衆中提出來的。”“我自己當年到西北去采訪，也是懷着兩個目的的：一是研究紅軍北上以後中國的動向；二是當時抗戰即将開始，抗日戰争爆發後，敵人肯定會占領我們的若幹大城市，那麼我們的後方——西北、西南的情況怎麼樣呢？這兩個問題也是當時群衆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問題。”

今天看來，“問題意識”不足，仍然是新聞“沒看頭”和“深不下去”的一大原因。隻有循着問題去策劃、采訪，記者才不至于流于有聞必錄，複制、粘貼甚至“标題黨”的野路子。一些人胸中無世界，心裡無群衆，又不願像範長江那樣邁開雙腳，到群衆中去實地調研，卻幻想着成為範長江那樣的名記者，“一舉成名天下知”。

盡管範長江自謙“不是長于文學的人”，但自由報人曹聚仁仍将他譽為“開創報告文學的彗星”。重讀《中國的西北角》中的旅行通訊，不難發現其偏重于文學色彩的寫作特色。墨卿在為該書第七版所寫《代序》稱：“長江君的通信有兩個特點為他人所不及，一個是他的筆尖上帶着豐富的煙土披裡純（注：英語靈感的舊譯），一個是他對于所見的社會現象，并不是單純的作直率的記述，而且是随時加以相當深刻的剖析。此外，作者有豐富的史地常識，差不多每到一處，總有一番時間的與空間的叙述，把那地方的自然環境先給人以一個明确的概念。” 在一個沒有互聯網的時代，範長江一本《讀史方輿紀要》在手，邊走邊寫、邊寫邊思考。凡所經之途，人文地理爛熟于心，曆史典故信手拈來。雖然時隔80多年，重讀這些文采飛揚的旅行通訊，仍覺興趣盎然。

範長江時代注重實地調查的“紙媒精神”，如何不被大數據、資料整合和“全新的閱讀體驗”所代替？那種重視背景、文氣貫通的新聞文風，如何不被碎片化的後現代文風所代替？此時重讀《中國的西北角》，我們會分外懷念那種取精用弘、情景交融的文風。

但是，對于普通讀者來說，讀本書時也許會感到些許疑惑：書中的五篇系列通訊，似乎不足以反映作者“沿着紅軍長征的路線實地報道紅軍長征”的用意。為什麼呢？原因在于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西北角》版本，并未收錄包括《毛澤東過甘入陝之經過》等7篇作品，而這些作品與紅軍長征的主題正相關！一些重要的旅行通訊被“雪藏”及其原因，無論範長江的傳記還是相關的書序、書評都語焉不詳。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藍鴻文教授1986年發現這一問題并曾指出，該書對“研究紅軍北上的動向”這一話題，雖然涉及到了，但總嫌不足，因此在《新聞戰線》發表《範長江報道紅軍長征的七篇轶文》一文。其後，1989年由中國新聞出版社出版、2001年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範長江新聞文集》，都以“紅軍與長征（1935年9月—1936年1月）”的标題将這7篇通訊收錄在冊。

1937年，範長江在他的另一本代表作《塞上行》的自序中，坦誠地照錄了一位朋友的批評性意見，即認為他的作品隻是提出了問題，而沒有解答，因為要解答，“需要大系統的思想”。這說明在這個問題上，範長江的胸襟是開闊的。多年後，範長江再一次誠懇地談到，寫這些文章“隻是客觀地‘提出問題’，還不是‘解決問題’。在提出問題的方式上，在那時的曆史條件下，隻能用‘透露’的方式，不可能正面叙述。”

為了深入研究《中國的西北角》，全面認識範長江，希望《中國的西北角》再版時，能還讀者一個完整的“西北角”。如此“可以使我們看清曆史變化中的範長江，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範長江”。隻有這樣，一位播火者的活的靈魂，才會永遠在路上。（來源：人民日報，原文鍊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8/23/nw.D110000renmrb_20160823_1-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