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與此相應，新時代的科普工作也面臨新的形勢。

一是民衆的關切已從溫飽基本需求的滿足，轉變到追求更高生活質量和更好生活環境階段。無論是日常交往還是内容消費，人們對科學、健康、環境和風險等問題日益關注。這些問題直接呼應社會科學研究中相應研究領域和議題的勃興，廣義上都可納入科學傳播領域中。因此，社會進入新階段，科普的社會責任以及社會對科普的需求，也提升到了新高度、新水平。

二是發展的不平衡問題。現階段，我國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群體的發展水平差距還比較大，人們對與科學、健康、環境、風險相關的各種議題和問題的認知水平也有很大差别。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媒體消費習慣、職業乃至地區的民衆間，科學素養和媒介素養存在較大差異。面對這樣複雜多樣的社會群體，新時代的科普工作，必須有一些創新思路，進行精準科普。

三是矛盾的呈現場域。當前，對于我國大部分網民而言，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其獲取信息，進行社會交往乃至娛樂、消遣的重要渠道，也成為其與社會互動，表達喜怒哀樂的重要途徑。鑒于此，社會的科普體系是否能夠有效覆蓋、滲透、影響社交媒體用戶，是否能夠及時對民衆在社會化媒體上的誤解、偏見、呼聲和困惑作出回應，是對新時代科普工作提出的切實要求。作為不同于此前大衆媒體的一種參與式媒介，社交媒體一方面賦予民衆更直接而廣泛的社會參與能力，另一方面，網絡輿論空間也因為用戶生産内容（UGC）缺乏傳統的專業主義把關和自律而變得更加複雜，風雲變幻。一些假新聞、片面的信息和觀點激化的群體間矛盾，也成為社交媒體景觀，影響着人們對事實和真相的客觀了解。

因此，新時代科普工作也面臨着諸多挑戰。

一是議程設置者的多元性和隐蔽性。在社會化媒體時代，用戶生産内容（UGC）和專業生産内容（PGC）共同充斥于網絡空間并相互滲透雜糅，社會輿論和公衆關切的議程設置者變得多元而複雜，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化媒體生态，決定了如今進行科普工作必然需要面對一個多元主體的輿論環境。

二是民衆内容消費時的選擇性偏頗。牛津字典把“後真相（post-truth）”選為2016年年度詞。所謂“後真相”，是指人們隻在意情緒或主張而不管事實和道理的現象，反映了民衆态度的形成和決定，在社交媒體時代具有鮮明的集體非理性特點。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在接受和消費信息時，存在着一系列認知習慣和誤區，包括選擇性接觸、确認偏誤和喜好偏頗，即人們通常下意識地更願意關注和接受與自身偏好和觀點一緻的信息，更願意去相信與自身需求和所希望的事情一緻的内容。另一方面，目前流行于各新聞客戶端和社交媒體的基于算法的智能内容推送，則可能進一步加劇用戶這種意見和知識的自我固化，即所謂的“信息繭房”現象。面對這樣的信息和内容消費特點，有效的科普必須考慮如何才能突破用戶的“信息繭房”，真正觸及并觸動科普目标受衆的認知世界。

三是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問題。無論中外，在民衆對不同職業和機構的信任排名中，科學家都仍處在信任度的高位。大量科學傳播研究已經表明，信任是調節人們對諸多争議性科技态度的關鍵因素。如何在一個科學流言仍層出不窮的社會化媒體時代進行有效的科普，社會信任的重建似乎是一個更加基礎性的工程。

硬币總有另外一面。社會化媒體時代，科普工作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一是我們正在進入群衆性科普的嶄新時代。以“果殼網”為代表的民間專業科普平台正在崛起，以“知乎”為代表的面向高知或有識人群的問答平台日益風行，以及分布在微信平台上的各種科普公衆号、微博上影響力大小不一的帶有科普性質的實名認證賬号，都構成了群衆性科普的蓬勃力量，正在迅速壯大。

二是社會化媒體極大地方便了科學家群體對科普工作的直接參與。很多科學家研究團隊越來越重視科研成果的社會傳播，科研團隊中常常有專門負責科學媒體化事務的成員，不少科學家也越來越重視通過社交媒體平台與公衆進行直接互動和交流，使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更好地為感興趣的公衆了解和接受。

三是随着社會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和我國多年科普工作的積累，民衆整體的科學素養和媒介素養在不斷提升，群衆性的事實核查機制極大地遏制了各種科學流言和謠言的肆虐和傳播。（來源：中國科學報，文章轉自求是網，鍊接地址：http://www.qstheory.cn/science/2018-03/30/c_11226149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