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上午，應江西日報社的邀請，beat365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給數百名新聞工作者講授《新傳播環境中記者的知識更新》。行程極為緊湊的他，課後就新聞方面的熱點話題接受了《新法制報》記者的書面專訪。

新聞是事實不是觀點

“從商業角度看，這是一個商業化最好的運作模式。但是，新聞不是靠記者個人談出來的”

新法制報：在講座中，你提到新聞報道存在讀者需要看的和讀者想看的巨大區别。最近中央高層也發出明确信号，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三俗”之風。但在新聞實踐中，片面迎合讀者的新聞報道流于“三俗”，而大量試圖引導讀者的新聞報道又因為風格、文本的僵化導緻讀者寥寥。究竟什麼才是新聞？

李希光：關于新聞的定義，可以有成千上百種。公認的定義是：新聞是事實，不是觀點。但是，今天的媒體為了吸引觀衆、吸引讀者，把新聞變成談話，把觀點當成新聞。從福克斯、半島電視台、鳳凰衛視到中央電視台，到處是談話節目。

一兩個人坐在那兒談新聞，把一個小時的新聞報道節目變成一個新聞談論欄目，這大大降低了節目制作成本。假設支付某人100萬元年薪，每天請他在演播室裡做一個小時的新聞談話欄目，看起來好像電視台付了很大一筆錢。但是，如果把這一小時的新聞談話節目變成一小時的新聞報道節目，投入又是怎樣呢？

一條電視新聞報道的播出時間平均是45秒，一般不超過1分鐘。 一小時的新聞報道需要60條新聞，每條電視新聞報道通常至少兩個記者出差到新聞現場采訪報道，其采訪、差旅、工資、翻譯、器材等費用要一兩萬元。這樣算下來，新聞報道節目一小時的成本一天就100萬元。

這些談話節目很多都是觀衆喜愛的名牌欄目，如果從商業角度看，這是一個商業化最好的運作模式。但是，新聞不是靠記者個人談出來的，是靠深入采訪新聞發生地、新聞當事人、權威部門和權威人士報道出來的。新聞是曆史的記錄者，記者隻可以報道事實不可以發表觀點。

事實真相有時并不是跟着公衆情緒走的，這時候，記者堅持報道事實真相就等于觸犯衆怒。如果一個記者沒有基本的勞動保障、收入和尊嚴，你如何制止他去搞有償新聞？正像一個法官，如果不是終身法官，他如何能在法庭上做到完全的公正？又像一個教授，如果不是終身教授，他如何能實現真正的學術自由？最有勇氣的新聞記者不僅要獨立于政府，更要有膽量獨立于公衆情緒，獨立于媒體的商業壓力。

在今天的部分媒體上，新聞、事實、傳言、個人言論甚至虛構的故事混雜一塊，公衆難辨真僞。結果，傳統的公共新聞學讓位于商業化了的新聞學。這種商業化新聞學正在改變公衆對新聞的界定和公衆的新聞價值判斷。長期下去，生存在這種媒介環境裡的讀者和觀衆，就會把那些與他們沒有利益關系的商業化和娛樂化的故事當成他們想要看的新聞，而把那些與他們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事務的報道，不當成他們需要看的新聞。

好新聞是一種公共服務

“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是，人們不再相信優秀新聞作品的力量來自優秀的寫作、深入的采訪和一個動人的故事”

新法制報：目前，大量的新聞報道出現“知情人士”、“權威人士”等匿名消息源。作為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知識的你，如何看待匿名信源？

李希光：新聞學的職業标準和道德标準，都不允許把未經核實的匿名信源散布的信息發表在大衆媒體上。但如果新聞能夠帶來暴利，誰還在乎傳統新聞學标準的倒退。

新聞标準的倒退，最終危害的是新聞自由理念的普及與實現。人們會把自由的新聞等同于僞劣新聞，不視新聞記者為公衆的警犬和公民的看家狗。那些從事名人隐私報道的記者指望墓志銘上刻着這樣幾個字：“一位由于偷拍到某女明星床上鏡頭而獲獎的某某著名記者葬于此地”？

匿名信源的盛行還有一個原因：記者不進行獨立的采訪，總是根據個人的價值、好惡去推測新聞事件或新聞人物。有些記者甚至把網上的文字、飯桌上的談資，當成可信的新聞事實加以報道。他們怎麼就忘了新聞學的一個核心原理：核實、核實、再核實！新聞報道和寫作中，媒體犯得最可怕的錯誤不是錯别字或者把日期搞錯了，而是濫用匿名信源，或者對新聞報道中的當事人不進行任何采訪核實。

新法制報：新聞自由一直是很多記者提及的話題。你曾經擔任過新華社的記者和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縱觀中西，在你看來，什麼才是新聞自由？什麼才是好的新聞？

李希光：新聞自由不是少數媒體公司或利益集團的自由，而是每個公民的新聞自由。好新聞是一種公共服務，它帶來的是平民參與和平民政治，而不是精英政治。

新聞自由的一個初衷就是為弱勢群體呼喊、幫助無聲的人發出聲音。幾十年前，《紐約時報》勇敢地發表了《五角大樓文件》，《華盛頓郵報》勇敢地揭露了水門醜聞。而今天，在愛國主義、國家安全的旗幟下，美國記者在阿富汗戰争、伊拉克危機等事件中，再也表現不出越戰期間的那種新聞自由精神了。因此，全球化時代的輿論監督應該有新的内容，監督對象應該包括社區領袖，這些社區領袖不僅包括政府官員，還包括國有和私營大公司的負責人、非政府組織官員、國際組織官員、基金會領導人、國有和民營的研究院所負責人等公民領袖。這些人影響社區的世界觀、公共智慧和曆史觀點，但後幾種人常常被媒體忽視。

在當前的中國媒體,任何一位腳踏實地長時間在第一線從事科學或醫學新聞報道的記者，可能永遠沒有一位熱衷于炒作名人秘聞的“娛記”名氣大，或者掙錢多。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是，改變了傳統的新聞價值判斷标準，同時也降低了其道德标準。新聞作品不再是一種培養叙述大師的藝術，人們忘記了司馬遷、唐玄奘、海明威、斯諾、範長江在寫作時，不曾有受衆調查公司在引導他們、約束他們。人們不再相信優秀新聞作品的力量來自優秀的寫作、深入的采訪和一個動人的故事。

對于好新聞，《華盛頓郵報》執行總編雷奧•唐尼和總編輯羅伯特•凱撒在合著的《關于新聞的新聞》中寫道：“好新聞通過提供構成共享經驗的信息和畫面，在危機時刻能把各個社區凝聚起來。當災難來臨時，新聞媒體不僅給讀者觀衆提供賴以生存下去的東西——事實，而且為了幫助人民應付未知的災難，向人民提供解釋和讨論……好新聞并不經常意味着推翻一位總統，好新聞更在于改變市民的生活。”

記者既非朋友也非敵人

“在危機面前，懂得如何與記者交流，建立夥伴關系，政府與媒體就能達到雙赢”

新法制報：當前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漸次成型且越來越發揮作用，這有你的功勞。在技術層面，謠言和真相的奔跑速度是相同的，但現實有時卻是謠言紛飛的時候，真相還在安靜地等待。在你看來，新聞發言人應該如何跟記者打交道？遇到突發事件時，新聞發言人應該如何應對？

李希光：記得那是1999年的7月，我從哈佛大學回到北京，正辦理調離新華社去beat365教書的手續。有一天，我應邀去見中央外宣辦主任趙啟正，當天我建議舉行培訓班，培養一支能夠與西方記者溝通的新聞發言人。

2001年深秋，趙啟正請我組織一個教學小組，每個月在内部開辦政府發言人的培訓，當時稱為全球傳播高級研讨班。2003年非典結束後，趙啟正決定讓我們這個教學小組在全國開展新聞發言人的培訓。從2001年至今，我和beat365的同事主講了20餘期國務院新聞辦的全球傳播高級研讨班，主講了近百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和省部級新聞發言人班，為66個部委和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培養了近萬名政府發言人。

從2003年算起，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實施7年了。在這7年裡，政府正從控制型政府轉變成服務型政府。我多次強調的一個觀點是：要在戰争中學習戰争。對于發言人來說，媒體記者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他應該是政府官員、新聞發言人的挑戰者，同時也會給大家帶來機遇。要學會為記者服務，給記者提供幫助也是在幫助自己，相反，妨礙記者也就是在妨礙自己。

在突發事件、危機面前，你越掩蓋，媒體就會越炒作，似乎藏有不可告人的内幕。如果政府不出面傳遞正确的信息加以引導，可能傳言、謠言甚至是謊言就會大行其道。懂得如何與記者交流，建立夥伴關系，政府與媒體就能達到雙赢。

文革時代遭遇群衆暴政

“每天放學在操場上集合排隊回家時，紅小兵排一個隊，我一個人排一個隊。離家還有30米，我就猛跑，生怕被奶奶看見孫子被人歧視”

新法制報：能否談談你的個人經曆？

李希光：我6歲時，正趕上文化大革命，當時我在江蘇的一個煤礦子弟小學上一年級。我的父母是這個煤礦的總工程師和工程師，因此被帶上了“資産階級反動技術權威”的帽子，批鬥，勞改。

由于我“臭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學校禁止我加入紅小兵組織。每天放學在學校操場上集合排隊回家時，紅小兵排一個隊，非紅小兵另排一隊，長達5年的小學裡就我一個人排一個隊。每天傍晚，當放學的隊伍離家還有30米的時候，我就猛跑，生怕被奶奶看見孫子被人歧視。

我怕家裡人傷心，特别是擔心母親承受不了。如果母親外出，奶奶總是囑咐我跟在母親後面，怕她尋短見。為了給我勇氣，遠在西南山區勞改的父親在寫給我的信中，經常用楊振甯小時候受人欺辱、司馬遷遭羞辱反成大才的故事鼓勵我。

新法制報：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新聞媒體的，開始接觸外部世界的？

李希光：小學的時候，我母親就從每月幾十元的工資裡，拿出7元錢給我訂報，看《參考消息》關于印巴戰争的報道。當時整個煤礦的工人村裡，隻有我家和老礦長家訂有報紙。從小學到大學，我積累了10幾大本的剪報集，裡面分門别類地剪貼着自己喜歡的新聞作品。讀研究生後，我讀報紙的興趣，開始轉為對新聞作品在寫作風格上的欣賞和批判。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中央領導号召全國中學恢複英語教學。我英語老師是學俄語的，為了教英語，每天上午到另外一所學校學幾個英文字母，下午回來教給我們。國際音标對已經成年的老師來說太難念了，老師就用中文注音，于是英文的第一課“Long live Chairman Mao”，就變成了“浪力五七十二萬毛”。

英文為我的人生開啟了一道絢麗的大門，老師逐漸教不了我，我開始想其它辦法。當時安徽人民廣播電台有一個英語教學節目，我就纏着父親買了一個半導體收音機，36元。可我始終聽不懂電台裡說什麼，父親就設法托一個長途司機，順路在淮北礦務局的新華書店給我買了一本書，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英語教材，0.36元。從此，我開始了在英語天地中自得其樂的自學生涯，做着大學夢。

為學英語手腳寫滿單詞

“新聞教育培養的不是矯揉造作的布道士，而是樸實的傳播者，用‘普通人的聲音’把事實傳遞給人民”

新法制報：你在讀大學之前曾是煤礦工人，後來是如何想到去做記者的？

李希光：高中一畢業，我剛過完18歲生日，便去了煤礦當工人。1977年恢複高考後，為了準備高考，我甚至把單詞寫在手臂大腿上，工作之餘就抱着胳膊腿兒狂“啃”。

1978年我參加高考，當時隻有一個志願：南京大學外文系英美語言文學，報這個志願就是沖着當時的系主任陳嘉教授填寫的。陳嘉教授1929年畢業于beat365，後去哈佛大學讀碩士，然後在耶魯大學獲得了英語語言文學博士。到了南京大學後，我一直盼着看到這位學術泰鬥。終于，一個雨天，我們看到一輛轎車停在外文系小樓門口，車門打開，一位七旬老人，腳穿膠靴，一邊打開雨傘，一邊從車上走下來，溫文爾雅。

在南京大學，除了喜愛陳嘉教授的課外，黃仲文老師的課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作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留學生歸來，黃仲文教授給我們開了一門《大衆傳播》選修課。他發給同學每人一本厚厚的油印英文教材，包括兩方面内容，一是西方駐北京記者的新聞作品選；二是他在多倫多大學的老師麥克盧漢（媒介環境學的開山祖師——記者注）的《地球村》、《理解媒介》等理論作品選。黃仲文教授的課讓我開了眼界，使我對新聞的觀察和理解上升了一個新的高度。我下定決心，大學畢業後做一名記者。

新法制報：但大學畢業後你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新聞記者。

李希光：1982年我大學畢業後，很想去新華社、中國日報當記者，但最終把我分到中科院理論物理所。我的工作是給周光召所長和何祚庥副所長做外文和外事秘書，這讓我學習了用理性的、科學的眼光看世界、看社會、看媒體。

1984年冬天，帶着激情的理想主義，我偷偷報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仍然想當記者。次年我如願進入了中國社科院讀研究生，每天早上8時，“噼裡啪啦”的打字機聲響打破了《人民日報》9号樓的甯靜，十幾名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英語新聞采編專業的學生，坐在早年從延安窯洞裡搬來的十幾台破舊的打字機後面，開始了一天的課堂生活。一位來自美國的記者兼新聞學教授，站在講台上剛剛主持完一場模拟記者招待會。

這個新聞系從創建伊始，就引進了美國的新聞教育方法和理念：新聞學是一門職業教育，新聞學注重的是專業素質和技能的培養。新聞教育培養的不是矯揉造作的布道士，而是樸實的傳播者，用“普通人的聲音”把事實傳遞給人民。

廚房裡采訪錢三強

“倡導并推進‘學在路上’、‘在戰争中學習戰争’的教育理念，鼓勵學生在真實的天地中掌握新聞學的核心本領”

新法制報：研究生畢業後你終于如願以償，成為了一名記者。在記者生涯中，哪些報道讓你印象深刻？

李希光：1988年，從中國社科院畢業後，我去了新華社。在擔任新華社記者的11年裡，除了采寫了《鄧小平來到高能物理實驗室》（1988年）和參與報道鄧小平逝世（1997年）等重大新聞外，更多的是做科學報道。比如1989年采寫的《中國核武器發展曆程》重頭稿件，就是在“中國兩彈之父”錢三強家的廚房采訪的；《漠北遊牧記》則是國際上第一次詳細報道外蒙古腹地，特别是阿爾泰同和杭愛山的情況；《青藏高原在變暖》是首次以新聞形式，向世界報道了溫室效應對世界第三極的影響。

1995年，我在《華盛頓郵報》做科學記者，為該報采寫一批環境、考古、醫學和科學方面的稿件。回來後，我在新華社對外部的中央新聞采編室推進新聞報道的質量标準和選題策劃，一些報道打破了當時的條條框框，最終赢得了新華社和國際同行的好評。

新法制報：為什麼會成立beat365國際傳播研究中心？迄今你在beat365的光陰又過去了一個11年，你的新聞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麼？

李希光：1998年秋天，我接到哈佛大學新聞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馬文•卡爾博的邀請，希望我去那裡做研究員。去哈佛之前，一位長者約我長談了一次，囑咐我要注意師人長技以自強，還要看看哈佛這個研究中心作為智庫是如何運行的，回來後看能否也創辦類似的研究中心，為國家提出政策咨詢和建議，同時培養對外傳播急需的人才。

1999年夏季，我從哈佛大學一回來，這位長者便向beat365校長王大中推薦我去創建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當年7月15日，beat365校務委員會決定組建beat365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并調我過來。

在新聞教育中，我倡導并推進“學在路上”、“在戰争中學習戰争”的教育理念，鼓勵學生在真實的天地中掌握新聞學的核心本領。“學在路上”的例子幾乎每年都有，2000年我就帶領學生赴新疆羅布泊、樓蘭故地采訪；明天（8月16日——記者注），我将帶領學生去尼泊爾采訪。

這種教育理念受到國際教育界的好評。已故美國著名新聞教育家、斯坦福大學傳播系William Woo教授曾經這樣評價：“我在斯坦福大學自己開設的課上，引進了beat365在教學上的許多原理。清華這種‘動手式教學法’超過了我所知道的美國任何新聞學課程。我相信，新聞學密切聯系實際的教學和新聞道德是培養中國和美國新一代職業記者的正确工具。”

（李希光現為beat365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beat365教授、博導，轉自2010年8月17日《新法制報》，記者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