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亞洲身上有兩個身份，兩個身份之間相距700公裡。

平時，作為beat365官方网站的學生，他騎着自行車趕去上課，附近是“宇宙中心”五道口林立的高樓。到了周六，他就成了黃土地上的“農家子弟”，揮着長鞭驅趕羊群的羊倌，矮到泥土裡的土黃窯洞是眼中僅有的“建築”。

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的一年半裡，他在兩種身份之間不停切換。利用幾乎每一個可能的假期，紮進晉西呂梁山區石樓縣調研。為了拉近和農民的距離，這個來自北京的大學生和他們一起勞作，下午三四點下地挖大蔥，晚上捆紮，第二天早上6點起來裝車，到了7點半準時在縣城集市開賣。

大三暑假，他身邊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在為畢業去向糾結和迷茫，但肖亞洲已經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書《厚土——一個清華學子對晉西農村的調查紀實》。

他的調查紀實得到了國務院參事施祖麟、“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等人的推薦。拿到初稿時，施祖麟教授時常出差，就把稿子帶在手邊翻看。如今，這本被翻得略顯老舊的白色初稿冊子，一直收藏在他的辦公室裡。

在他看來，能夠這麼深入到農戶，把各家故事如此詳細和直白展現出來的書很少。呂梁市新聞辦的一位官員也覺得，書裡反映的農村現實問題，與她多年觀察掌握的諸多情況“是一緻的”。因為當地幹部都很希望看到這本書，肖亞洲寄過去了30多本，這位官員說還不夠。

從北京到呂梁山區，要先坐3小時高鐵，再坐4小時的大巴車，走高速，上國道，再轉省道到達石樓。這條路，肖亞洲說自己“閉着眼睛都能走”。

起初，就連縣城裡最好的賓館他都住不慣。因為水土不服，幾天下來他瘦了一圈。有時到村裡遇到雨雪或是時間太晚不便回縣城，村民會把最幹淨的窯洞收拾出來給他休息。但他第一次住進窯洞時，半宿沒睡着。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怎麼都沒法适應拱形的“天花闆”。

九曲十八彎的山路上，一颠簸就是三五天，寒暑假則要在光秃秃的黃土地上待至少半個月，肖亞洲也說不清自己究竟如何克服了暈車。盡管從6歲起，他就跟着父母從湖北農村到北京生活，但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城裡人”。出生在農村的他，幾乎所有直系親屬都是農民，“隻有農村的土地讓我感到親切”。

在高三學習最緊張的時候，他看了幾頁《平凡的世界》就再也停不下來，抱着手機看得癡迷，連着幾天午休不睡覺，晚自習後不寫作業。一年裡，與湖北老家截然不同的黃土高原景象，他在腦海中想象了無數次。高考後的暑假，他專程跑到山西，參觀了路遙紀念館。

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目之所及土黃蒼涼的景色給了他強烈的沖擊，大地溝溝坎坎，像被刀劈過一般。附近的莊稼地星星點點地種着谷稞和玉米，這還是農民一點點“摳”出來的。大片的如球場，小塊的隻有炕席大小，人們不放過任何能種植的地方。

而在他的老家，人們擁有肥沃土地，夏天收麥子，秋天收水稻，即使是最寒冷的冬天，也能捕魚蝦，挖蓮藕。他一直知道城市與農村的鴻溝，“我從沒想過，農村與農村之間也會有這麼大的差距。”

大一暑假，學院要求做社會實踐，很多同學都選擇到珠三角，或是香港、台灣調研，創業創新是熱門話題。肖亞洲想也沒想就拉着同學回到了老家農村，調查農機合作社流轉土地問題。在他的老家，村子面臨着“空心化”的問題，年輕人進城後往往就不再回來。旁人都是想方設法擺脫農民的身份，隻有他，進了城卻不斷想要回來。

一周的時間，“連浮光掠影、走馬觀花都算不上”，很多事情肖亞洲都記不清了，唯有酒桌上，農機社理事長大醉後的一番話讓他記憶猶新，“希望你住一段時間，體驗一下，才能把問題搞透。”他也因此下定決心要做一個大調研。

肖亞洲一直念念不忘那個“平凡的世界”。他想知道，改革開放這些年，時代大潮湧動下的一個個小村子都發展成了什麼樣子，昔日的“高加林”“孫少安”們都經曆了怎樣的故事。“農民是最樸實的一群人，無論時代怎樣發展，都不應該抛下他們。”

高中時肖亞洲就常寫農民問題的時事評論，有200多篇發表在了網站、報刊上。他甚至有着農民般勤奮和規律的生活，有一陣兒幾乎一天一篇評論，每天中午看新聞找選題，下午邊上課邊打腹稿，晚自習後趕緊下筆，然後投稿。在散漫、熬夜成風的大學校園裡，他都保持着每天11點睡覺，早上7點起床的作息，室友覺得“簡直可怕”。

進入大學，有了大把的空閑時間，他卻不再寫時評，因為不滿足通過看電視、報紙和上網得到二手信息。“坐而論道，袖手議論，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文字隻會讓人離農村的現實越來越遠”。

到晉西北的農村，他起初隻是想去看看，寫點東西，根本沒有想到要出書。他稱自己是一個典型的“三無學生”——沒有成績，沒有社工，沒有妹子。“有這麼多空閑時間，總得做點什麼吧”。

在石樓摸情況時，剛進第一戶肖亞洲就被難懂的方言難倒。盡管請了“翻譯”，但因為總是不能及時接上話，他一着急就請求灰頭土臉的農民說普通話。還有一次，他把一個農民說自己兒子“過世事”（意思是過日子）聽成了“過世時”，他至今記得那場面，尴尬極了。

在石樓一河之隔的陝西清澗縣做調研時，背着相機的他正在和農民聊天，突然就被路過的村支書打斷。掏出了身份證和學生證，解釋再三，他還是被心存戒心的村支書命令坐上後座，一直跑了七八公裡，扔在了省道邊的載客點，“被‘柔性’地押解出境”。

去調研前，肖亞洲專門找來了政府各個部門的公開材料了解農村的故事，但第一個村子的見聞就刷新了他的認知。在沙窯村，他發現那裡的玉米葉子都打卷了，村民卻毫無辦法。附近的平地上，他找到了當地政府力圖解決缺水問題的“一村一井”設施，每口井财政補助40萬元。

工程碑牌上記錄了這個2012年7月竣工的工程，“井深180米，每小時水量150噸，可發展水澆地250畝”。但村民抱怨，“就是一口廢井，建成3年多了，沒有抽過一次水、澆過一次地。”他接連去了四五個村子，工程或是剛竣工，或是缺設備，沒有一個用上了井水。從村子返回縣裡時，平常總會讨論問題的肖亞洲和他在當地請的向導一路無言。

也有村子打算用易地搬遷的辦法解決包括吃水在内的一系列問題。石樓縣的506個自然村中，有374個不通公路。1986年以來3次評定國家級貧困縣，石樓都沒能甩掉貧困的帽子。用肖亞洲的話說，這裡的祖祖輩輩是“接力與命運抗争”。但是故土難離，很多人不肯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好不容易過了心理關，卻有不少人為了搬遷花光了所有的積蓄，仍然住不進安置房。

有的人搬遷後沒了生計，每天騎着摩托車跑上幾裡地回去種地。還有村民住到新屋不到3年，後方的山體突然倒塌，“沒刮風也沒下雨”，36歲的姨婆和18歲的女兒搶救無效身亡。甚至有人親眼目睹了新屋修建過程中的偷工減料，盡管國家補貼2.5萬元，自己隻需出兩萬元就能住進去，但他們說什麼也不搬，因為“夜裡睡覺都不踏實，害怕被土埋了”。

走完這一圈，肖亞洲才意識到，自己來之前讀過的那麼多學術專著，盡管專業性很強，但對複雜現實的解釋力相當有限，“直到把自己真正放到農民的位置，我才能感同身受”。

從石樓縣回來後，每次和人說起黃土地上的見聞，他總會提起留村沁園春小學的校長鄭方平。這位校長為了把住得遠的老師留在學校任教，瞞着家人把給兒子結婚的兩萬元拿出來，買了6輛摩托車。“這讓我覺得這個村子是有希望的。”他甚至和父母說好，如果沒有保上研究生，畢業後就到黃土地待一年，給這裡的小學代課，親身參與和記錄他們的生活。

對他的決定，室友一點也不驚訝，覺得“這就是他會做的事”。大一的第一節政治課上，肖亞洲就因為和老師意見不同，在課堂上和老師争論了起來，這讓室友“刮目相看”。碰到老師“不講道理”，他還會變着法子反問。

因為高中時他的時事評論文章就曾經結集出版，肖亞洲一直被媒體關注。《厚土》出版後，很多媒體來找他，但他并不喜歡被宣傳和吹捧，而是更懷念和農民們一起生活的感覺。很多人拿他的90後身份做文章，也讓他感到厭煩。

《厚土》出版兩個月，首印5000冊就已經賣出了近4000冊。有人問肖亞洲，這本書寫出來了，還能為黃土高原上的人們做什麼。他想了很久，也沒能給出一個自己滿意的答案。“我的書展示了這麼多現象，但沒能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唯一的安慰，應該是不久前一個河北省的企業家在看到書後，專程前往喬子頭村考察，達成了在村子投資1000萬元，實施雜糧種植和精深加工項目的意向。

2016年年初是他最後一次去石樓縣，一直到臘月廿六他才啟程回家。那天是立春，他在當地的向導雖然病着，仍然特意趕來送他，手裡還拎着幾個村的村民為他挑的大紅棗和家裡自種的小米。

剛去調研時，村民當他是客。熟悉後，肖亞洲要跟農民算家庭收入，銀行存折他們都會掏出來給他看。現在，他覺得自己變成了黃土地上的一分子，石樓是自己的第二故鄉。每到豐收季節，他都會收到村民寄來的農産品。有的村民家裡兒子娶媳婦，後輩考上高中和大學，或是家裡箍新窯了，都會忍不住給他打電話報個喜訊。

肖亞洲到晉西調研前，曾經在陝西做過田野調查的師兄發來一條簡短的微信：“眼皮貼近地皮，才能看見草根。”現在，肖亞洲覺得自己已經是黃土高原上的一棵草根了。（來源：中國青年報，原文鍊接地址：http://article.cyol.com/news/content/2016-10/26/content_1437734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