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不高興》與《少年中國》有感 案頭這書讀到最後一頁己是深夜，雖卧案多時，卻毫無倦意。書中的文字與思考，讓我想起了一位哲人說過的話：多變的曆史也許不會為青年準備未來，但卻為未來準備了青年！這部書的書名為《少年中國》，作者是1983年出生的姚遙。也許是标準的“80後”的原故，所以此書還多了一個副題——《“鳥巢一代”解讀2008年中國與世界》。

為什麼“80後”自稱或被稱為“鳥巢一代”呢？

誠然，作為單獨的個人，人們可以因為參與、制造甚至炒作某件事情而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諸如英雄之義舉、枭雄之惡行等等。但是，作為一代人要想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則必須是一代人的主體做出了某種目标基本一緻的群體行動方才可能。在過去的2008年，在中國人經曆和體驗了過多的大悲大喜之後，似乎突然“發現”了一代被稱為“80後”的年輕人，“發現”他們已經在人們并不覺察中走上了中國社會的大舞台，“發現”他們正在以自己的感覺、聲音、情緒、語言、格調、素養、行為、判斷與思考影響着周圍的世界。

的确，2008年中國的悲喜給了“80後”以展示能力、施放能量的機會。他們在四川大地震中所表現的奮不顧身和在北京奧運會與殘奧會中揮灑的熱情，感動了公衆感動了中國也感動了世界。他們可能是穿着迷彩的戰士，可能是一身素裹的醫護人員，可能是無償獻血的打工妹打工仔，可能是報道奧運聖火傳遞登上珠峰的記者，可能是因為護送火炬而跌倒在巴黎街頭的留學生，可能是運動場上的啦啦隊員，也可能是伴着殘障人攀上長城的志願者。由此，這個漾溢着青春光彩的群體便得到了一個雖然有點語焉不祥但又頗為靈動的名字——“鳥巢一代”：一群要飛的青年，一群心靈已經開始自我放飛的人！

當然，不健忘的人也會記得，正是如今這被稱為“鳥巢一代”的某些成員，在不久前還因為行為的乖戾、道德的失範被輿論稱為“迷茫的一代”。特别是他們中的某些人在網絡上對人對事的種種怪論，甚至是肆無忌憚的惡語相加，也曾讓不少人為之擔憂，擔心這些舉動和意識“是否已經突破了正常社會的道德底線”，“是否出現了一批‘網絡暴民’？”

正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印像造成了人們對80後們社會形象的難以判斷。但也正是這種難以判斷又引出了人們探究的興趣，引發了人們希望了解80後們内心世界的強烈期待。姚遙的《少年中國》的問世可謂正逢期時，它恰恰可以成為我們得以真實感受80後的思想、情感與精神的一個透亮的窗口。

經驗表明，我們在探究一個人的内心世界時可以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可以通過他（或她）的自然屬性，通過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直達其内心湧動的欲望。另一種則是可以通過觀察他（或她）的社會屬性，來剖析其内心的喜怒哀樂驚恐悲愁。《少年中國》屬于後者，它不是一部以80後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著作，而是通過鋪展中國80後對中國與世界的認識和感知，讓我們得以立體、形象、多維全息地了解他們的，觸摸他們的血脈，感受他們砰然跳動的心。

也許是那本叫做《××不高興》的書引發了我的擔心和異想，使我在讀《少年中國》時，十分注意這位年輕作者對所謂“東西方文明沖突”的看法。憑心而論，我對2008年出現的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和媒體對中國的惡劣言論、粗蠻舉動，十分氣憤。為此，我亦專文稱贊揚國威護國旗的海外華人及留學生是“遠離國土的精神國旗”。但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審視，我真的不希望在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我們的偉大民族特别是年輕一代的心依然被偏執所裹挾；不希望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在反對民族虛無主義曆史虛無主義的同時，又把青年引入狹隘民族主義的舊巢之中；不希望在“五四”運動發生迄今已九十年的今天，我們還在中西學的“體用之争”中踽踽而行；不希望因為眼前這場源自西方的金融海嘯，而忘記了中國自已曾有的落後，動搖了城市化工業化的決心；更不希望在世界上多種文明相互補充、相互認同、相互對話、相互學習的今天，再從“左”或從右的角度，打起“文明沖突”的招魂幡，祭奠民族對立與仇殺的亡靈。當我們在正确無誤地指出一些人抱着冷戰思維不放的同時，我們自己是否也應該反躬自問，我們是否也存在着某種僵硬、機械的思維定勢呢？

上世紀中有一部風彌全國的動畫電影叫《沒頭腦與不高興》。我想在對待一切有關西方的問題上都用得上這個片名，即可以“不高興”，但不能“沒頭腦”。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少年中國》的作者并沒有陷入這種因激憤而導緻誤入的思維邏輯之中。

書作者首先認真分析了西方國家某些政治勢力和西方媒體之所以對中國抱有疑懼、敵視态度的幾大原因：利益受損的國際集團“造就”了一股“逢中就反”的反華勢力；中國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影響，使“中國威脅”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主義把矛頭對準中國；西方中心論的曆史觀念、十九世紀的“黃禍論”和二十世紀的“冷戰”遺毒在西方公衆和傳媒中長期存在，甚至得以固化；西方媒體為追逐市場效益，對新聞事件的負面捕捉，凸現了所謂西方“批評文化”的特點。所有這些都使得中國威脅論及其變種總是時漲時消、或明或暗、時隐時現，拉扯着中國人的神經、牽動着中國人的情緒。面對這種客觀存在，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書作者給予了非常客觀的回答：“中國自古就流傳着一句富有哲理的諺語：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裡。這反映出人性當中對于發生在别人身上的壞消息更加感興趣，對好消息持相對冷漠的态度。”這種人際現象同樣出現在大衆傳播。“當今中國正處在社會改革日益深入的轉型時期，一些逐漸突顯的結構性矛盾使得中國社會短期内無法消除所有的問題和弊端。境外媒件對于中國負面事件的關注不會停止。對此，我們不必過于在意，眼下需要我們花心思的，是如何推動改革址改進我們自己的問題。”作者為此舉了一個生動例子：中國三鹿“毒奶粉”事件出現後，國際反響壞且大。一個美國衆議員告訴當時正在美訪問的書作者，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商品在國際上的口碑也曾經非常惡劣，但到了80年代這種大規模的負面報道卻幾乎銷聲匿迹。當問到其中奧秘時，這個議員隻是聳聳肩道：“很簡單，他們的産品質量提高了！”

《少年中國》一書在承認“國際社會中的反華勢力的确存在”“西方國家某些政治派别對社會主義中國依然充滿着敵意”的同時，也對中國公衆的某些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進行了善意的勸誡。作者寫道，“今日的中國與西方，究竟是在彼此交鋒，還是在相互交融，抑或是在你來我往中進行着複雜雙向的交流與互動？或許，我們應該用更加全面、理性和客觀的态度來加以審視。”其實，對于作者想要說清的這層含義，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就不止一次地加以闡明：中國改革與開放是一緻的、同步的，沒有開放就談不上改革。他的這種理念使他把個人也融入了國際社會，并宣布以中華民族一員的資格成為“世界公民”。胡錦濤主席在2008年的博鳌講演中也鮮明地表示，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發展進步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

有一句老話說：偏見比錯誤離真理更遠。這話用在中西關系上同樣适用。近百年來在人們對文明的優劣、差異進行的無數次無聊的争辯中，我們很少能感到真理光芒的溫暖撫慰，收獲的卻往往是偏見的尖刻與冰涼。而所有偏見的背後并不是熾熱的愛和自信，而是一種對本民族文化與文明前途的極度悲觀和缺少信心。詛罵别人護衛偏見，其實就是護衛着一種不願承認的怯懦與失望。西方人的“黃禍論”“中國威脅論”是這樣，某些中國人的動辄“不高興”恐怕也是這樣。

《少年中國》所以讓人高興，是因為在這本由真正的80後作者寫的書中，我們看到的是沒有偏見的自信。正是這種自信，書中才會有了這樣激情的詠歎——“縱使複雜的國際社會始終都是暗雲密布，縱使人類利益和思想的矛盾永遠找不到徹底調和的一天，縱使隔三差五總對中國說三道四的國際媒體真如洪水猛獸一般不近人情，作為有着5000年曆史文明傳統、曆經坎坷滄桑終于找到現代化複興之路的大國，我們也應該嘗試着去學習如何‘與獅子擁抱’，如何在逆境中發展、壯大、成熟。”

這些話說得很大氣，既沒有偏執者的狂躁，也沒有那種被嬌慣壞了的小男人的哼唧。這些話能代表80後嗎？如果能，那麼我敢說，這些“我的青春我作主”的新一代青年就是未來中國的最好準備。

摘自鳳凰網讀書http://book.ifeng.com/psl/dzsp/200904/0422_3553_1120132.shtml ，本網站對标題有改動，原題為：可以“不高興”，不能“沒頭腦” －－讀《中國不高興》與《少年中國》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