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範敬宜先後在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武漢圖書館“名家論壇”為武漢記協的新聞記者作“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素養”主題報告。

範敬宜老師生前曾多次囑咐我：“有機會一定要把你的下鄉手記結集出版。屆時，我來寫序。”後來，一次一次的疾病，讓他的願望始終未竟。去世前，他不無傷感地對我說：“看來這篇序我是完不成了。”

斯情斯景，如影曆曆。

“新聞要有文化含量，記者要有人文情懷”

算來，認識範敬宜已20餘年了。當年考研究生時，本來想投考複旦大學新聞系，但從招生簡章上獲悉，武漢大學樊凡教授和時任經濟日報總編輯的範敬宜合招研究生，我大喜過望——那時候，經濟日報正辦得風生水起，而當家人範敬宜，更是新聞學子心中的偶像。

就這樣，我拜在了範敬宜的門下。

在武漢大學念完基礎課，按照教學計劃，要到經濟日報邊實習邊做論文。第一次與範敬宜見面，我便挨了當頭一棒。記得是在他那間簡陋的辦公室，西曬的陽光把導師原本儒雅的形象勾勒得有幾分威嚴。

範敬宜問我：“看過梁厚甫的哪些書？”我一下子懵了。在當時，隻知道梁厚甫是個美籍華裔報人，對他的作品卻從無涉獵。

見到景仰已久的導師，本來就有幾分緊張。這一下更慌了。接下來，他問的幾個民國時期知名報人的作品情況，我也回答得磕磕絆絆。

範敬宜皺起了眉頭。不過，接下來他問的古典詩詞的掌握情況，我回答得還算差強人意。他的眉頭漸漸舒展開來。我剛想喘一口氣，誰知問題又來了：“會背清人吳偉業的《圓圓曲》嗎？”

我背了幾句便卡了殼……

範敬宜将剩餘的部分一口氣背完，然後嚴肅地說：“新聞要有文化含量，記者要有人文情懷。要想當個好記者，文化底蘊非常重要。一個人文筆的高低賴于文化的深淺厚薄。”

自幼喜歡舞文弄墨的我，自以為學了不少東西，原來竟是如此淺薄。從範敬宜的房間出來，我汗濕脊背。這讓我暗暗下起功夫來。

畢業論文，商定的題目是《新時期經濟新聞研究》，範敬宜約我到其萬壽路的家中詳談。這次我做了充分準備，西方傳播學的原理整了一套一套的。

聽我談了大約20分鐘，範敬宜便打斷我說：“新聞是門實踐學科，沒必要搞那麼多複雜的理論，更不要言必稱西方。現在一談做學問，就從西方書籍中去找理論根據。這種風氣很不好，至于寫作，咱們老祖宗有很多寶貴經驗，為什麼非要從西方去生搬硬套？”他建議我去采訪下一線的跑口記者，由他們講述新時期經濟新聞的得與失。

就這樣，範敬宜給我開了一個40多人的采訪大名單，要求對每一個人的從業特點都要做一個精确的歸納。

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半年多時間，一有空閑，我就騎輛破舊的自行車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

等到行文時，範敬宜就摳得更嚴了。每一個章節幾乎都被他打回數次，連論文後面附的參考文獻的出版時間、版次他都要一一核對。他說：“我不能誤人子弟，你也不能丢我的人。”

看着其他同學都早早交了論文，而我還騎着車沒日沒夜地奔波，真有些後悔當初報考了範敬宜的研究生。好歹，畢業論文最後高分通過了。

“敬惜文字”

範敬宜學養之深厚，令我輩興歎。

有一次，我在新疆和田鄉間采訪，寫篇急稿時要引用幾句古詩，隻記得“愛惜芳心莫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後兩句，上面兩句卻記不清了。當時，我手頭又沒有書可查，便打電話向範敬宜請教，他随口就說：“上兩句應該是‘枝間新綠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是元好問寫的，題目是《同兒輩賦未開海棠》。”

還有一次，席間和一個文友打賭“皮裡陽秋”的出處，打電話請教範敬宜，他回答：“應該是《晉書•褚裒傳》裡的。原句是‘皮裡春秋’，後晉帝避母名春之諱，而改作‘皮裡陽秋’。”事後，找字典一查，毫厘不爽。

範敬宜有如此功底，緣于他對學問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對新聞事業的熱愛。他常說，總編輯首先是個編輯，不能隻想着“總”而忘了“編輯”。他也曾說過：我要終生當記者。如果有下一輩子，還要當記者。

“敬惜文字”是範敬宜常叮咛我的話。他說：“現在新聞圈裡有一種不好的現象：輕視文字。如果誰要鄙薄一個記者，會在數說了一頓不是之後來這麼一句‘這人，文字還行’。其實，這是把本末鬧擰了。文字是新聞從業的基礎。沒有過硬的文字基礎，絕對當不成好記者。”

範敬宜告訴我，即使到了今天，他的任何一篇稿子都要經過反複修改，就是寫一篇小消息也不輕易放過，《再給後代5000年》不足500個字，他從晚上10點開始動筆，一直寫到了次日淩晨5點多，先後換了7個導語。

1995年，我寫了一篇河北靈壽縣7個山民修路的通訊《太行七賢》，範敬宜親自撰寫了一篇600多字的編者按。他告訴我，這篇編者按，他整整琢磨了一個星期。

從人民日報退休後，範敬宜依然沉浸在新聞裡。他在《新民晚報》開了個專欄“敬宜筆記”，每有得意之作，都會給我打來電話：“我最近的那篇文章你看了嗎？談談看法。”他問得很細。為了應付他的“檢查”，我專門訂了一份《新民晚報》。

對于我的作品，範敬宜把關嚴格。我寫的消息《油氣開發給南疆少數民族送來“福氣”》，他評點：“還可以精煉一點，譬如，第二段為什麼要舉那麼多例子？”；我的長篇通訊《阿布力孜家的“月亮泉”》，他來信：“文章似乎收得急了！”；我的連續報道《讨薪記》，他建議：“主題不要太分散，系列報道亦如是。直線追下去似乎更妥！”

“敬惜文字”，已融進了範敬宜的血液中，即使一個便條、一個短劄也不苟且。

新疆地域遼闊，路途漫漫。采訪路上，有時我會将自己寫的詩詞随手發短信給範敬宜，他都會一一予以指點。

2005年“五一”，我在去喀什的路上寫了首詩《五一感懷》：“孤懸塞外伴狼煙，春深五月天猶寒。無邊風塵常入夢，伏案燈前抱書眠。”過了幾天，便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建議将狼煙改為蒼煙，‘常入夢’改為‘頻入夢’。”他認為詩的調子太低沉，特和詩一首，記得結句是：“浩浩天風鼓征篷，催馬瀚海疾奮蹄。”

範敬宜不但是一個出色的記者、編輯，更是一個有強烈責任感的新聞理論家。他提出的取舍新聞的“三貼近”原則和“人不求全，求全則天下無可用之材；文不求同，求同則天下無可讀之章”等名言，至今仍被新聞界視為圭臬。

範敬宜說，當記者，尤其是大報記者，一定要有責任意識。不要隻圖自己痛快，也不能隻求微觀真實。他說，有時候，就單個新聞事件看，可能是真實的，但放在宏觀背景下去考量，卻未必真實。因此，發一篇稿子，一定要看整體的效果，看它對社會帶來的是正效應還是負效應。

範敬宜成名，緣于那篇脍炙人口的《莫把開頭當過頭》，在當時背景下敢寫這樣的文章，需頂着莫大的壓力，人們佩服他的道德和勇氣。

有些人認為，後期的範敬宜，随着官職越做越大，是不是銳氣消退了？實則不然。知識分子的良知始終在他身上激蕩，“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始終是他行為的主軸。

一次，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稿子引起了某位領導的不快，在一次會議上點名批評了人民日報。會後，範敬宜專門找到那位領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領導也虛懷若谷，不以為忤，專門邀請人民日報幾位負責經濟報道的編輯記者到自己辦公室就有關問題進行探讨。

“逢辱而不驚，遇屈而不亂”

言談舉止中，範敬宜無不帶着那一代知識分子特有的儒雅與謙和。

我和範敬宜年齡相差近40歲，又是師生關系。翻閱他給我的信劄，每一封信的開頭都是慧敏仁弟。收尾總是常用“此頌曼福”“即頌著祺”“即請撰安”等句。“有才而性緩方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為大智”是他的真實寫照。

和範敬宜接觸過的人都知道，對誰，他都彬彬有禮。即使在樓道裡碰見門衛、清潔工，他都會停下來親切打招呼。他喜歡親自到食堂打飯，随意坐在任何一個員工對面和人家談天說地。

報社吃午飯的人多，吃晚飯的人少。一天，範敬宜留在報社吃晚飯。北區食堂隻開了二樓，一樓賣飯的窗口挂了個小牌：“吃飯請上二樓。”

範敬宜沒看見那個牌子，就問幾個聚在一樓聊天的食堂職工：“請問在哪裡打飯？”連問幾聲卻沒人搭理。他稍稍提高了聲音，誰知一個小年輕大吼一聲：“看牌子！沒長眼？”

範敬宜并沒有生氣。來到二樓，見我也在，便打了飯坐在我對面，悄悄對我說：“食堂的師傅真兇喲！”聽完原委，我很氣憤：“要不要打電話告訴他們領導？”他擺擺手一笑，便埋頭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

還有一次，範敬宜參加完一個會議，散步走回報社時已是晚上10點多。恰巧沒裝證件，門衛便擋了駕。按照報社規定，沒帶證件必須内部人員接應方能進大院。他便站在門旁靜靜等候。當時正值隆冬，後來有人經過，告知門衛“這是總編輯老範”，門衛一臉歉意。範敬宜非但沒有生氣，還連聲稱贊門衛做得對。

不過，範敬宜對身邊的人，要求卻非常嚴格。記得剛到人民日報，我在夜班值班。一天，為了改稿問題，一位編輯和排版工人發生了争吵。這件事本與我無關，可卻讓我無端受了委屈，因為那位吵架的編輯也姓王，事過不久，在讨論我的入黨轉正時，有人提意見說我不尊重工人——他們把兩個“王”編輯弄混了。

吵架這事傳到了範敬宜耳朵裡，他嚴厲地告訴黨委有關領導：“堅決延後王慧敏的轉正。不改正錯誤，就不能讓他入黨。”

1997年，按照規定我可以申報副高職稱，根據當時業績，還是具備一定競争力的。誰知評選時，我被拿了下來。一位負責的同志告訴我：“範總說了，今年申報的人很多，讓把你往後壓壓。”

說實在的，這兩件事，當時确實讓我别扭了很久。

吵架事件，最終還是弄清了。一次，我到範敬宜辦公室送大樣，他把眼鏡拉到鼻梁下端，仔細打量了我一番：“入黨轉正這件事，你們主任班明麗同志後來告訴我了，是黨委搞錯了。”他順手拿過便簽寫了一句話遞給我：“苟逢辱而不驚，遇屈而不亂，幾可任事矣！”

這算是對我的平反吧。多年來，我一直把這便簽當書簽來用。

2002年秋，報社派我到新疆記者站駐站。臨出發前，範敬宜打來電話，讓我多拿幾個采訪本去他家一趟。我以為是他手頭沒有筆記本用了，便買了十幾本帶過去。

到範敬宜家後，他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兩個采訪本遞給我：“我手裡隻有這兩本。你看看第一頁。”我翻開一看，兩本上都寫着這樣幾個大字：“見官低半級”。

範敬宜解釋：“這句話，是我剛參加工作時一位前輩送給我的。我當時很不以為然。心想，記者是無冕之王，見誰都不應該低半級。經曆了這麼多年的人生風浪，我終于悟透了這句話。‘見官低半級’不是說要你在當官的人面前喪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說，無論采訪誰，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級的位置去對待、去尊重。這樣，你才能同采訪對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魚。你現在到新疆當站長，是代表人民日報在當地行使職權，隻有尊重當地幹部，尊重那裡的每一個人，才能打開工作局面。”

他把我帶去的每一個采訪本的第一頁上，都端端正正寫了“見官低半級”這句話。說：“寫在采訪本上，對你時時都是個提醒。”

2004年之後，我先後獲得了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民族團結模範個人、黨的十七大代表等榮譽稱号。2005年底，我回京開會，範敬宜把我叫到家裡，送給我一條幅，上書“求阙”，并附囑言：“阙者，缺也。世間事，皆禍福相倚、順逆相随、圓缺相生。唯時察己‘缺’，方能‘圓’矣！”

範敬宜向我解釋：“人生追求，甯求缺，不求全；甯取不足，不取有餘。”他打了個比方：“有人有了單元房，就想要複式樓，有了複式樓，又想要小别墅……求之不得，就會想各種非法手段去巧取豪奪，最後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淵。”他進一步提點，今後報社再給你榮譽，要學會主動退讓。無論做人還是做事，不要追求一時的萬紫千紅，慧不如癡，速不如鈍，隻有一步一個腳印辛勤耕耘下去，才能成就格局。

前段時間，整理舊物，共找到了範敬宜寫給我的數十幅字。大多是對我的提點，而每一條都點中了我的“命門”。我感慨萬端，這些年，他好像一直隐身在我的身後，跟着我，盯着我，随時矯正着我的人生航迹。

“說與兒曹莫笑翁，狗窦從君過”

憶起和範敬宜的師生緣分，每每有“摧肝”之痛。

2007年秋，我回京參加黨的十七大。報到當天，人民日報社老幹部局局長劉寶元打電話給我：“參加完會議你不要着急回新疆。老範不久前患腦中風，顱腔大面積出血。醫院已報了病危。”

我的心一下子揪緊了。

會議期間，我每天都祈禱着能有奇迹出現。

就在會議結束前的那天晚上11點多，我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因為次日要參加閉幕會，我已早早休息，黑暗中看也沒看就接了電話。

“我是老範！”我大吃一驚。“你聽說了吧，前些天，我腦中風。差一點，我倆就陰陽兩隔。現在危險期已過去了，你方便時來看我，我住北京醫院。”

我真是又驚又喜！

會議結束的當天，我便趕往北京醫院。範敬宜穿着病号服等在病房門口，老人消瘦了很多，但面容依舊是那樣慈祥。他告訴我，醫生說像他這樣的大面積顱腔出血，搶救過來的概率很低很低。

“你猜我是怎麼知道你到北京開會的？我在醫院一直處于昏迷之中。那天，陪護的人在看新聞聯播，我隐隐約約聽到王慧敏幾個字，我使勁從雲裡霧裡搜尋這個詞。慢慢就醒來了。”

因為師生關系，我始終對範敬宜懷着敬畏之心。不過，偶爾也會和他開個玩笑。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張他仰天大笑的照片。一次，他饒有興緻地給我講述這幅照片的來曆，誇贊照片作者王文瀾如何善于抓拍。

我說：“美中不足的是缺齒露出來了，而且是暴露無遺。”

範敬宜哈哈大笑，說“狗窦大開啊？”接着吟誦起辛棄疾的《蔔算子•齒落》：“已阙兩邊廂，又豁中間個。說與兒曹莫笑翁，狗窦從君過。”

還有一次，聊起古人如何吟誦，他搖頭晃腦給我做起示範，背的是範仲淹的《嶽陽樓記》，念完閉着眼睛洋洋自得地問：“這是桐城古韻。好聽嗎？”

我一句也沒聽懂，便照實說：“不太好聽。”

老人愣了，半天不吭聲，客廳長時間陷入沉寂。

現在想來真是後悔，我當時怎麼就不能善意地撒個謊呢！

我年輕時喜歡鍛煉身體，進入中年後人犯懶，漸漸胖了起來。尤其是到新疆工作以後，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體重迅速飙升，臉吹氣球般地圓了起來。

有一年，報社開年會，我去看範敬宜，他吃驚地看着我：“怎麼搞的？臉怎麼都成這樣了？”他兩手放在腮邊比畫了一下說：“人家某某某也是這種臉型，但人家是大塊頭呀。”範敬宜的老伴吳師母正好在旁邊，忙給我解圍：“你别這樣說慧敏，胖又不是缺陷。”他卻正色道：“關鍵是太胖會影響血壓、心髒。”

此後，每次去見範敬宜，他都會着急地說：“抓緊減肥！抓緊減肥！”

2008年夏，我的腳踝骨折。範敬宜一遍遍打電話給我，交代康複中應注意的事項。他安慰我，不要有心理負擔，說他的腿早年在“學大寨”的工地上被撞斷，腿裡一直保留着一枚十幾厘米長的鋼釘，并沒有影響以後的生活。

腿好後，我回京時去看範敬宜。他讓我一遍一遍地在客廳裡走來走去，前面瞧瞧，後面瞧瞧，還問吳師母：“能看出來嗎？能看出來嗎？”

人一上了年紀，可能都會有點“老小孩”的樣兒。每次回北京開年會，範敬宜都會計算着會議哪天結束，我應該哪天去看他。一般情況下，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我都會馬上去看他。有時，手頭有事耽擱了，他就會打來電話：“前天你們會議不是就結束了嗎？”

一次，我去看範敬宜，趁他上廁所，吳師母悄悄告訴我，今後你再來，等快到門口再告訴他。否則，他會到陽台上，站在小凳子上一遍一遍往外看，嘴裡嘟囔着：“怎麼還不來，怎麼還不來。”那麼大年紀了，摔下去怎麼辦？

我和範敬宜都不健談。所以，單獨在一起時，交談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時間，兩個人都是埋進沙發裡靜靜地品茶，偶爾說上幾句，也是你問一句我答一句，沒個中心，沒個主題。不過，我倆都想多坐一會兒，多坐一會兒。

範敬宜中風之後，思維、語速都比以前慢了。有次送我到門口，他悄悄問我：“我是不是反應很慢啊？”我的眼睛酸澀了。

這幾年，随着年齡增長，一熬夜，我的血壓就會升高。範敬宜聞知後，總是提醒我要按時吃降壓藥，說自己中風就是因為當時沒有遵醫囑。

在範敬宜生命的最後兩年，新聞聯播完後隻要電話鈴聲一響，我知道準保是他打來的。拿起聽筒，總是聽到幾句簡單的囑咐：“我是老範，沒有打攪你吧，要多注意血壓，早點休息……”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晚年的範敬宜，屢遭不幸：先是中風，後來眼睛出現白内障。動手術時，又出了事故，視網膜穿了個洞，一隻眼睛幾近失明。

我聞訊後，責怪醫院不負責任。可範敬宜依然是那樣的寬厚：“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再說，已經成這樣了，追究有什麼用。”

因為早年的腿傷，範敬宜行走本來就不靈便。中風之後，行走就更加困難。他住在4樓，樓裡沒有電梯。一次，他告訴我，很想下樓走走，可是有一次下去後，上到二樓怎麼也走不動了，隻好坐在台階上休息，幸好一個鄰居下班回來看到了，把他扶進了家。

在範敬宜去世前的兩年，又查出患膽結石。他告訴我：“疼起來簡直要命！在床上打滾，滿頭黃豆大的汗珠，把身上的衣服都濕透了。”他讓我給他寄點西湖藕粉，說其他東西吃不下去，北京賣的藕粉，就像面粉，沒有一丁點兒藕的味道！

這是範敬宜唯一一次托我辦事。

還在上研究生時，範敬宜就囑咐我有空多幫他收集資料。他說，别人都說新聞無學，其實新聞裡面大有學問。他要結合畢生的新聞實踐，進行系統地總結，從理論到實踐計劃出十幾本。

後來，範敬宜一直沉浸在辦報中，遲遲沒能動筆。從人民日報退休的前兩年，我又一次催促他，并把收集到的他的各個時期的作品交給了他。他歉意地看着我：“你看，一桌子的大樣，哪有時間啊，等退休後再寫吧。”

等到退休之後，範敬宜又到了全國人大。我再催促他，他說領導讓整理的調研報告一大摞一大摞，等從人大退了再說吧。

等到從人大退下來後，範敬宜又受邀到beat365創辦新聞系。說起清華辦學，他壓抑不住地興奮：“教書育人意義太重大了。新聞系太需要懂國情、又有新聞實踐的老師了。現在新媒體興起，許多大學生對主流黨報存有偏見，經過我的引導後，很多人紛紛要求到黨報工作。”

醉心于育人，範敬宜畢生的積澱，始終未能變成藏之名山、傳之後人的大作。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損失。

2009年夏天，報社在北戴河培訓基地開年會，正好範敬宜也在此休養。我去看他，他提議到陽台上散散步。那天有風，眼前的北戴河白浪滔天，他伏在欄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人這一輩子怎麼這麼快呀！就像睡了一覺，夢還沒做完，天就亮了。唉，很多事沒有來得及做就沒有時間了。”他轉過頭問我，“你今年四十幾了吧？抓緊做點自己喜歡的事吧。對了，你的下鄉手記一定要結集出版。我在給學生講言論時，經常拿它做例子。可惜我已沒能力給你作序了，現在是提筆忘字啊。”

那次，範敬宜跟我約定，等他身體好點，想讓我陪他遊一趟富春江，他想去看看嚴子陵釣台。他說他的先祖範仲淹主政睦州（今浙江桐廬）時曾主持修建了嚴子陵祠，并寫了《嚴先生祠堂記》。其中“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兩句，流傳千古。

這個機會一直沒能等到。2010年11月的一天，報社的陳大夫給我打電話：“老範估計很難撐過去了，抓緊回來看看他吧。”

我立即給他打了電話，說明天就回去看他。他急了：“千萬别來，千萬别來。我知道，現在是報紙發行最吃緊的關頭。撂下工作回來，我可不高興！發行完了再回來。”

不承想沒過幾天，恩師駕鶴西去。

我的老師範敬宜去了，那個愛唠叨我的人去了！曆曆往事憶多少？紙罄難了，墨盡難了！

教誨将伴筆耕老。

很想在新聞聯播後，驟然聽到電話鈴聲；很想聽到“你要注意血壓”“别再胖了”這樣的唠叨。可這一切，随着他的離去，再也聽不到了。

範敬宜走了，帶走了他的儒雅和謙和，帶走了他的新聞追求和遺憾，帶着那個年代學人特有的範兒，去了，永遠地去了。（王慧敏，作者為人民日報浙江分社社長，來源：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2/21/nw.D110000gmrb_20140221_1-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