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敬宜文集新聞作品選》我喜歡。這是一部鮮活生動的曆史記錄，一本多彩多姿的新聞範文，好看，耐看，越看越有味道，令我贊歎不已。
我在想，作者為什麼能夠寫出這樣精妙的文章，達到這樣的境界呢？
一是生活根底深固。範敬宜在1951年大學畢業後，懷着做個“魏巍式”的新聞工作者的夢想，從大上海來到“白山黑水”之間，成為一名《東北日報》的助理編輯，不料一場“反右”鬥争，把他錯劃為“右派”，前後經曆了20年的厄運。“文革”中，他在遼甯省貧困山區度過了近10年的艱難歲月，當過3年名副其實的生産隊的社員，當過縣農業辦公室的幹事，跑遍了全縣20多個公社、300多個生産大隊的山山水水。正是這20年的基層生活，使他這個從象牙塔裡摔出來的知識分子的心同農民緊緊地貼在了一起，懂得了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民情。當他在新時期重返新聞工作崗位的時候，才能夠懷着高度的責任感，講真話，講實話，實事求是地反映實際情況，寫出《分清主流和支流，莫把“開頭”當“過頭”》那樣轟動全國的述評，不同凡響地敲響了他在新時期新聞工作的開台鑼鼓。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夠寫出《“指揮不靈” 還是“指揮不當”》、《“方向”辨》、《“回頭路”辨》等那麼多鮮活的評論；把那麼多原汁原味的采訪，如《要知政策好，窮鄉問父老》、《村頭一席肺腑話》、《老農炕頭話政策》等精彩的篇章送給讀者，并從“源頭活水”發現新聞，從看來似乎沒有新聞的地方，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反映出農村的深刻變化。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夠在《經濟日報》提出經濟報道要和中央精神貼得近些更近些，同實際工作貼得近些更近些，同群衆脈搏貼得近些更近些的“三貼近”主張，并要求把這個指導思想落實到寫作實踐中去，他本人也親自動手示範，寫下了上百萬字的新聞報道。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夠從一些普普通通的勞動者身上，如“的哥”、修車師傅、理發師傅、農村老師等等，捕捉到别人難以獲得的材料，寫出有影響的奇思妙文。20年的逆境，對他無疑是一場災難，但也是一種偏得，使他的根深深地紮在了最底層的老百姓之中，紮在了中國的土地之上。
二是學養豐厚。這是他又一個與衆不同、衆所難及的過人之處。他是範仲淹的嫡系子孫，母親詩詞絕佳，受家庭耳濡目染，自幼博覽群書，是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和上海聖約翰大學有名的才子，國學根基深厚，為他日後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季羨林先生稱贊他不僅是一位中國古代稱之為“三絕”的人物，詩、書、畫無不精妙，而且還有勝于古代“三絕”之處，精通西方文化，為古人難望其項背，可以稱之為“四絕”。當“反右”的狂風暴雨降臨到這個初出茅廬的青年的頭上的時候，他也不是沒有悲憤、沮喪、絕望過，也‘曾怆然而涕下，是《嶽陽樓記》給了他自我振作的力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借松言志，寫下一首《滿江紅》：“巨掌空，高山頂，巍然挺立。倚岩，根深葉茂，虬枝似戟。愛共寒梅作诤友，羞與豔李争顔色。擎亭亭一傘好涼蔭，護征客。 雨露恩，常沾澤；向陽心，堅如鐵。喜此身終異樗材蒲質。齧雪餐風曾經慣，粉身碎骨又何惜？看人間廣廈萬千間，腰甘折！”詩、書、畫的藝術修養，教會他怎樣認識複雜多采的世界，學會如何運用辨證的思維、靈活的方法去處理和解決各種複雜的矛盾。他說：“在生活中，辦事情、做文章隻講其一不講其二的‘死心眼’實在不勝枚舉。比如，在處理矛盾時經常是講剛多、講柔少，講進多、講退少，講快多、講緩少，講行多、講止少，講熱多、講冷少，講直多、講曲少，講‘濃墨重彩’多、講‘輕描淡寫’少，講‘大弦嘈嘈’多、講‘小弦切切’少，等等，這種單一的思維方法，往往是造成工作失誤的重要原因。”他的許多作品，滲透着濃厚的文化氣息，真實、真切、樸素、親和，如行雲流水，舒卷自如，張弛有緻，妙手天成，給人以美的享受，很有信服力和感染力。
三是銳意進取。在本書的扉頁上有一首作者36年前在谪居遼西山村時寫下的一首詩：“一囊詩夢一囊書，銳氣縱橫未見輸。奉命文章甘畫策，照人肝膽自張舒。半生形迹非耶是？久别朋俦親亦疏。越陌度阡終不倦，人間何處非征途！”可謂豪氣萬丈。“銳氣縱橫未見輸”，“人間何處非征途”，貫穿了他的一生，體現在他為人、做事、著文的方方面面。在被錯劃為“右派”，在被剝奪發稿權的情況下，他沒有放下手中的筆，不能用真名發表，就用化名或他人的名字發表。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曆史發生重大轉折，他的命運也随之發生重大變化，他更加珍惜時代賦予的寶貴機遇，忘我拼搏，銳意創新，不知疲倦，大顯身手。不論任《經濟日報》總編輯，還是後來任《人民日報》總編輯，他都不隻是一個“出主意、用幹部”的領導，而是一個又采、又寫、又編的總編輯，一個富有創新精神的實幹家。十三大期間，他既當代表又當記者，一身二任，開辟專欄“十三大手記“，随後又開辟專欄“十四大手記”、“‘兩會’漫筆”，一天一篇，用散文、随筆的形式報道莊嚴的會議，打破了傳統會議新聞報道老一套寫作模式，向讀者帶來了大量鮮活的有價值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見解、新建議。在《人民日報》，黨報的改進與創新成為他關注的焦點，文風的改進成為他的首選。他仍舊親自參加采、編、寫的具體實踐。他始終認定，一個總編輯如果脫離了這樣的具體實踐，是既出不好“大主意”，也拿不出“好點子”的。他“忙裡偷閑”，“見縫插針”，‘從評論、消息、通訊、随筆、散記到編者按、編後，什麼都寫，總量比在《經濟日報》時還要多。他力求在改進黨報的文風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樹，帶頭寫短新聞，繼續追求新聞工作中的文化味。在《人民日報》的五年中，他從各個面對新聞宣傳的改革進行了探索和試驗，直到離任仍“興猶未盡”。黨報的改進，尤其是文風的改進，仍然是亟待人們着力去下好的一盤棋。
範敬宜同志在為穆青同志所著《十個共産黨員》一書寫的序言《穆青的幸福》一文中稱穆青同志是一位“幸福的新聞工作者”。範敬宜同志同樣也是這樣的人。一個經過20年的磨難，同人民群衆建立了血肉聯系，永遠熱愛他們，沒有忘記他們，永遠同他們站在一起的人；一個精通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國傳統文化，詩、書、畫造詣極深，被譽為“四絕”的人；一個“銳氣縱橫未見輸”，“人間何處非征途”，始終積極進取，勇于探索和創造的人；一個在大逆大順的環境下都能戰勝自我，既不消沉，也無怨恨，沒有官瘾，不為财迷，一心隻為實現心中“新聞工作的夢”，為祖國、為人民無私奉獻的人，這樣的人，的确是幸福的。能夠進入這樣的境界，享受到這種幸福的人，是不多的，是很不容易的，非常難得的。
（作者郝懷明為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員，轉自《解放日報》5月25日第22版。該文同時發表于《新聞戰線》2009第6期 P6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