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八旬的著名報人範敬宜,最近出版了自己的“新聞作品選”。過去，老人一直以“藏拙”為由,多次拒絕出版這些“易碎品”，這次為什麼要破例呢？

他說：“我忽然改變主意,應出版社之約将一部分已經過時的‘雜拌兒’結集出版,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朱穆之同志的一番話,想為年長、年輕的朋友提供一點‘向後看’的标志物,從而更加堅定‘向前看’的信心和勇氣。”

二十多年前,新聞界前輩朱穆之曾說過這樣的話：“在改革的過程中，不僅要向前看，也要向後看。好比坐着輪船在海上航行，旅客總是埋怨船走得太慢；隻有經常回頭看看，才會發現自己離原來的出發地已經很遠，離目的地已經越來越近了。”範敬宜的經曆相當傳奇。1951年,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奔赴遼甯一家報紙當助理編輯，6年後因文獲罪,開始了長達20年的勞改生涯。1979年，重返新聞崗位不久因為一篇重要報道被《人民日報》轉載而聲名鵲起,從一個沒有記者身份的“幹部”,輾轉曆任《遼甯日報》農村部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國家外文局局長、《經濟日報》總編輯。1993年,當他63歲時,履新中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的總編輯。1998年起任第九屆全國大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而後,他以古稀之軀,執教清華,成為全國新聞院系年紀最大、級别最高的院長。

他說,自己真正的新聞生涯“從50歲才開始”。

“我是沒有正式學過新聞的！”在北京萬壽路的清香林茶樓裡,範老點燃了一支煙,開始了我們的聊天。

“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1957年,在《東北日報》(今《遼甯日報》前身)工作的範敬宜因為兩篇雜文被打成右派,送到農村勞改。1966年“文革”開始,他又被批鬥了兩年多。後來,全家下放到遼西最貧困的農村。

“就是在那些年，我才真正沉到了社會的最底層，了解了中國的國情、民情，特别是中國的農村。這時候再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做的新聞工作，就覺得太淺薄了。對人民了解得太少,對中國國情了解得太少。我這才真正意識到,離基層越近，也就離真理越近。”在農村,範敬宜和農民結下了一世情緣。至今，他還時常接到當年的老鄉給他打來的電話。

1978年春天，範敬宜在遼甯建昌縣以“右派”身份入黨，當時的縣委書記馬漢卿在常委會上說：“我看了他所有的檔案，我認為他沒有什麼大的錯誤。如果将來認為我們吸收他入黨是錯誤的話，我首先戴高帽、挂牌子去遊街。”他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後，有一次見到了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尉健行同志，曾擔任中組部部長的尉健行對他說，你當時可是個很特殊的例子啊！

1979年，他回到《遼甯日報》,寫了很多反映農村變化的報道。當年4月份，社會上刮起了一陣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冷風，說是政策過頭了。後來才知道，這是“凡是派”搞的“倒春寒”。他回憶說，當時《遼甯日報》收到的來稿幾乎都是某某黨支部率領群衆向資本主義勢力進行回擊的内容。

為了弄清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和同事決定分頭下去搞調研，他去了自己最熟悉的建昌縣，這裡是遼西最貧困的山區。采訪結束後，他根據所見所聞，實事求是地寫了一篇《莫把“開頭”當“過頭”———關于農村形勢的述評》，刊登在1979年5月13日的《遼甯日報》上。

沒有想到，發表後第三天，他還在外地農村繼續采訪，當地一位宣傳幹事突然跑來對他說：“今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轉載,還加了很長的一段編者按！”範敬宜摸不清頭腦，趕緊搭一輛卡車，趕到縣裡。當新聞重播時，他聽到中央台播音員用铿锵的語調播送《人民日報》的編者按“……作為新聞工作者，要像《遼甯日報》記者範敬宜同志那樣，多搞一些紮紮實實的調查研究，用事實來回答那些對三中全會精神有懷疑、有抵觸的同志”，他百感交集，一時熱淚盈眶。第二天一早，他趕回沈陽，《遼甯日報》副總編輯鄭直告訴他。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親自到報社來，想見見寫這篇文章的作者，可惜你不在。

談起這段往事,範老說：“有很多同志問我，那時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勇氣,怎麼會這麼大膽？我說我就隻有兩句話,一個叫‘有恃無恐’，一個叫‘無知無畏’。所謂‘有恃無恐’，是我自己知道是真正反映廣大人民群衆的心聲，不是我杜撰的；‘無知無畏’是我當時并不了解上層有這麼複雜的鬥争……”

“曆史長河中經常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曲折，甚至是逆流，但是千回百轉最後還是得順應老百姓的願望。所有的曆史都是這樣的，拿我們建國以來的曆史來看，也是這樣的。”範敬宜說。

“學會說話”曾經有人問範老：今天的年輕新聞工作者應該繼承哪些傳統?他說,最重要的一條是實事求是。“新聞報道中炒作成風,造假泛濫。至于合理想象、添枝加葉,就更不在話下了。這讓讀者怎麼相信我們的報道?連我都不敢接受采訪了。”有一件事令他至今難忘,視為終生教訓。1956年,遼甯省舉辦一次業餘文藝彙演,演出開始第三天,省委宣傳部要求報社将瓦房店紡織廠歌詠隊的經驗也寫進去。當時趕到現場采訪來不及了,他隻好去找歌詠隊的隊長進行間接采訪。那位隊長能說會道,說“我們車間裡到處能聽到歌聲”。他就寫了一篇稿子《車間處處聞歌聲》。哪知很快群衆就來信舉報說,記者沒來廠裡采訪,車間裡根本不讓唱歌,那是違反勞動紀律的。

範敬宜曾作詩一首，對那些作風浮躁的記者，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朝辭賓館彩雲間，百裡萬裡一日還。群衆聲音聽不到，小車已過萬重山。”他告誡《人民日報》的記者們，眼睛不要總盯着《人民日報》那0.2平方公裡，而要看到960萬平方公裡。

beat365學生李強，2004年寒假利用回山西老家的機會，到3個村4個鄉和2個縣的農村進行調查，以劄記的方式寫成了3.5萬字的調查報告《鄉村八記》。範敬宜讀後非常動情，認為很有參考價值,将它徑送溫家寶總理。知道總理很忙，他在信中寫道：我不希望您回信，不要批示，也不要轉發。但後來，溫總理讀後還是用毛筆給範敬宜複信，寫了整整兩頁，并指出：“從事新聞事業,最重要的是有責任心。而責任心之來源在于對國家和人民的深切了解和深深的熱愛。隻有這樣，才能用心觀察，用心思考，用心講話，用心做文章。”範敬宜說，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了解真實國情，你才會心裡有底氣。

作為《人民日報》的前總編輯，範老對一度并不少見的一些先進典型報道頗為不解，認為這些報道把先進人物說得使人難以相信，難以學習，結果适得其反。

比如，他印象很深的一篇人物通訊,一開頭就說：“他，在父母面前不是好兒子；在妻子面前不是好丈夫；在兒女面前不是好爸爸；可是，他在工作中确實是萬人稱贊的好黨員、好幹部”；又如，某報道說，一個好法官晚上回到家裡，發現老母親收了人家兩條魚，逼着7歲的女兒扶着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冒着瓢潑大雨給送回去。

“這種對先進人物的描寫，究竟是美化呢，還是醜化呢？”範老反問。

作為新聞工作者中的資深前輩,範老經常提醒編輯、記者們要“學會說話”。

詩書畫三絕1991年《範敬宜詩書畫》在新華出版社出版,選錄了他從13歲起的約百件詩詞、散曲、書法和國畫作品。幼時,範敬宜師從上海著名畫家、吳門畫派傳人樊伯炎先生學畫。後來就讀于唐文治先生創辦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滬校,那裡彙集了一批著名學者、教授,如周谷城、錢穆、朱東潤等,濃郁的國學氛圍,培養了範敬宜身上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基。

馮其庸先生曾撰文《詩書畫一體情文韻三絕》，對《範敬宜詩書畫》大加推崇：“以詩而言，情韻相生，久讀不厭；以書而言，功夫深厚，出筆就見法度；以畫而言，前輩大師曾如是評說：‘卓矣範君’”。

範敬宜自辯說，他不是畫家，不是書法家，更不是詩人，隻是一個“老新聞工作者”。他在《範敬宜詩書畫》的自序中說：“物藝相通,詩、書、畫作為一種‘餘事’,對我的新聞生涯産生着潛移默化的作用。它們經常在我審時度勢、謀篇布局之際，給我以靈感，給我以啟發，其中的妙谛，隻可意會，無法言宣。”我想，他講過的組織報道要前後呼應、發稿要連貫并形成氣候、用材料要如同巧串散珠、版面上要硬軟搭配,長短相宜等，大概都是緣此而發的吧！

範敬宜一直倡導并力行一種新的新聞文風，他曾為一位新聞工作者的作品集作序，序中指出:“新聞寫作要多從文學寫作中吸取營養，借鑒文學寫作豐富、多樣的表達方法，以增強新聞作品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使新聞事實不僅更加可信，而且更加可讀、可親……現在許多新聞之所以不受讀者歡迎，不是由于文學色彩過濃，而是由于表達缺少文采，單調、枯燥、僵化，令讀者望而生厭。‘言之無文’，結果必然是‘行之不遠’”。 （轉自南方周末2009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