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的秘書把一個國際郵包放到我的桌上。我用剪子剪開，發現是年近九旬的老人西蒙.托平從紐約寄給我的他剛剛出版的新著《來自冷戰的前線——一個美國記者的日記》。

在書的序言，托平寫道："1949年1月，我冒險跨過國民黨前線陣地，進入毛澤東領導的共産黨前線指揮所采訪，報道毛澤東的軍隊向蔣介石的首都南京進軍的新聞。我來到了淮 海戰役的戰場，在那裡，我被解放軍士兵帶進一個農民的草屋。"

在今天這樣一個數字媒體時代，手機、短信、博客、微博稱王的時代，讀托平的書，讓我對傳統的新聞和寫作，充滿了崇敬。收音機發明後，有人說，書報将會由此而消失。電視發明後，又有人說，收音機将會由此而消失；網絡發明後，又有人說，電視将會由此而消失。托平的作品隻會讓你堅信，無論傳播技術如何迅猛演變，最有生命力的是一個記者内心深處用文字記錄真實故事的欲火。這種用文字寫作真實故事的欲火将超越數字媒體帶來的任何挑戰，永世燃燒下去。

在序言中，托平慷慨地感謝我對他寫這本書的幫助。而在這篇文章裡，我更願講述有關托平夫婦的故事，特别是熱情為人、勤于思考、勤于寫作、勤于采訪、勤于傾聽的精神是每一個好記者都應該具備的。

一、89歲的托平為我開車

深秋，托平夫婦聽說我到了紐約，打電話約我去他們位于紐約市遠郊的家吃晚飯。

“我可能要帶好幾個朋友去你家吃飯，可以嗎？”我說。

“非常歡迎你的朋友們一塊來我家吃飯，”托平說。

“我們怎麼走才能找到你家呢？”我問。

“我們家在森林裡。你們下了火車，得在森林小道裡走大概幾公裡，”托平說。

“紐約天黑得早，你家又在森林裡，我們會迷路的，”我說。

“沒關系，我會安排兩輛小車去火車站接你們，”托平說。

火車離開紐約中央火車站，經過一個過小時的行駛，紐約市遠郊的一個位于森林裡小車站停下。我們走出展台，發現托平教授和她美貌優雅的妻子托平夫人雙雙地站在車站門口等我們。

走出小火車站，來到森林旁的停車場，果然有兩輛小汽車停在那裡，一輛是由托平教授駕駛，另一輛是由他的夫人駕駛。我簡直驚呆了，托平教授89歲，而他的夫人也84歲了。

“你們老兩口怎麼活得這麼精神啊，89歲還自己開車？你的眼神還好嗎？”我問。

“沒關系，反正我已經結婚了，"托平說。"我用不着晚上出去約會了，所以眼神不好也沒關系。”

“您為什麼活得這麼健康？”我接着問。

“因為我是記者，”他說。

“記者就活得長麼？”

“記者是活到老，學到老，寫到老。”

到了托平家裡，托平向我展示了他正在寫的一本關于淮海戰役的小說和他去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說（《北京書簡》）。

托平教授曾經擔任《紐約時報》總編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榮譽教授，同時他擔任普利策新聞獎評委會主席長達二十年。最重要的是，他們兩口子都是周恩來總理的好朋友。我在擔任beat365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特别請顧秉林校長出面聘任托平教授擔任beat365新聞學院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

2008年拉薩暴亂後，我看到海外的留學生義憤填膺抗議西方媒體的虛假報道。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日報》、中央電視台也采寫和制作了好多報道進行反擊。但西方人不信新華社、《人民日報》，也不信《中國日報》和中央電視台，所以真正能說清這個問題的，最好是西方人信任的報紙、信任的記者發表的報道。這時，我想到了托平教授和她的夫人。

早在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的二十周年之際，也就是在1979年，鄧小平主席親自批準兩個美國記者到西藏采訪。可以講，這是1959年，甚至1949年以來，第一次有兩位西方記者去西藏采訪。他們就是托平先生和他的夫人。他們去了西藏，次年出版了一部名叫《輝煌西藏》的畫冊。文字是托平先生寫的，圖片是他的夫人拍的。這本書的基調、觀點完全是站在中國人民一邊。書中揭露了舊西藏的農奴制。書中用大量的圖片展示了腳鐐、人頭骨等等農奴制的罪證。但今天的《紐約時報》和當年托平先生領導的《紐約時報》不一樣了。托平曾經擔任《紐約時報》總編輯長達十年。我決定把他請來，由他從一個老記者的角度寫一篇文章。

我跟中央有關部門和主管領導都打了招呼，他們都表示同意。這樣，我就寫信邀請托平夫婦到西藏采訪。他們乘坐火車去西藏，沿途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風光。我告訴他們，乘車去西藏，而且我來做翻譯，并照顧他們。他們非常興奮。結果他們來中國的飛機票買了，我也把去西藏的火車票買了，西藏的旅店、采訪的汽車都聯系好了。

突然，就在托平夫婦要到北京的頭一個星期，有關部門跟我說，上面的主管部門不同意托平夫婦去西藏。

“為什麼呢？”我問，“是政治原因嗎？”。

“不是，”他說。“是因為他們年齡太大，到西藏缺氧，高原反應，如果有個意外，将來對外界說不清。”

這種擔憂也許是有道理的。88歲的托平這位美國大記者、美國新聞界的教父萬一在西藏身體健康發生意外，真可能無法跟美國新聞界說清楚。

但是，我将如何跟托平夫婦解釋呢？我不敢在電子郵件裡告訴托平夫婦，隻好等他們到北京後再說，怕傷害老人的心。

2008年國慶前夕，他們飛到了北京，我到機場迎接，然後把他們安排在鼓樓大街旁的珠穆朗瑪賓館。那個賓館所在的大院曾經是清朝皇帝的祖廟。1954年達賴喇嘛來北京參加人代會時，就住在那裡。現在是西藏自治區駐京辦事處所在地。

我安排了兩個漂亮的清華女生給他們獻哈達，晚上請他們吃藏餐，喝酥油茶，青稞酒，老兩口高興得不得了。

這時，我壯着膽子說“你們已經體驗到了青藏高原了，等于已經走了一趟西藏了。”

“這次你們就不用去西藏了，”我說。

剛開始，他們還以為我是在開玩笑，我告訴他的确是這樣，中國外交部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認為他們年事已高，去高原不安全，因此不同意他們去西藏。

他說：“我才87歲啊，什麼叫年事已高啊？我還年輕呢！李院長，你要知道，我媽媽活到105，我還差得遠呢！”

我說：“敬愛的托平教授，除了西藏，你們去哪兒，我都安排，我都奉陪。”

“好吧，我們去徐州采訪，”托平說。

2008年國慶節的第二天,我陪同托平夫婦和他們的小女兒從北京南站搭乘高速列車去徐州。車上坐滿了過節出遊的旅客，遊客各個都興高采烈。一路上,年近九旬的托平教授充滿了年輕人的朝氣和孩童般的好奇，不停地向我提問題。老人無論什麼時候，無論走到哪裡，他手中都有一個小小的采訪本，無時無刻都在記。真是活到老，學到老，記到老。他的夫人身背3台相機，不停地對相關景物和人物拍照。

不少乘客在徐州下車。《徐州日報》總編親自到機場迎接我們，車站為我們打開了貴賓通道。“中國人現在生活得很快樂，“托平夫人說，“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美國人能來到徐州看看。”

二、“淮海戰役是亞洲的滑鐵盧”

第二天一早，用過早餐，驅車來到鳳凰山畔的淮海戰役紀念館。我上一次來淮海戰役紀念館是40年前，我剛上小學的時候随父母來參觀的。那次參觀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紀念館大堂的正中央擺放着毛主席１９６５年來徐州視察瞻仰淮海戰役紀念塔時敬獻的大花圈。

４０年過去了，國家撥巨款重新修建了淮海戰役紀念館新館。并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環形屏幕，上面是一幅150米長的油畫，再現了淮海戰役的全景。十個畫家為這幅曆史長卷畫了八個月，鄧小平在上面留有題詞：“中華兒女們永遠記着：你們的幸福是先烈們用血換來的。”

在紀念館入口的說明上引用了陳毅元帥的一句話“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衆用小車推出來的。”

走到紀念館出口，牆上展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解放軍戰士站在總統府上的大照片。托平指着這幅照片說，“我當時就在這裡。”

“滑鐵盧戰役改變了歐洲，淮海戰役改變了世界，”托平說。“徐州應做淮海戰場文化挖掘。”

紀念館館長親自陪同我們參觀。館長的父親參加了淮海戰役，９６歲的父親仍然健在。托平身邊圍滿了看熱鬧的群衆，他們不知托平是何等人物？紅軍老戰士？美國老兵？看熱鬧的幾個男子在猜測。一個年輕男子說，這老頭有來頭兒。一個小男孩湊上來，用手指着托平問：“這是什麼人？”媽媽打下孩子的手說，“别指着人家，不禮貌。”

托平和一位坐在輪椅上的同齡中國老人攀談合影。老人是淮海戰役時運糧戰士。

托平走到一副黑白大照片前停下腳步。這幅照片記錄了美國在内戰期間支持國民黨，美國教官訓練國民黨兵的場面。托平夫人拍下了這幅曆史圖片。

“１９４９年１月７日淮海戰役結束。那天我正在一農民家采訪，聽到共産黨的炮聲越來越稀疏，直到停止。我看到國民黨将軍李彌扮成農民逃跑。多年後，我在中緬邊境采訪時又遇到了他。我寫報道揭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李彌反攻大陸，揭露美國派無人駕駛飛機投送物資給李彌。由于我通過新聞報道的揭露，美國最後派飛機把李彌從緬甸運回了台灣，”托平回憶說。

托平對淮海戰役的軍事進攻圖有濃厚的興趣。他指着紅箭頭詢問解說員紅箭頭所指的地點。

“我當年坐着前面插着國民黨青天白日旗的軍車在徐州前線采訪，”托平說。

在淮海戰役期間，托平是在國軍和共軍的戰場上來回穿梭報道的的唯一的一名記者。他自稱是一個持中立立場的記者。

“你如何表明你的報道是中立的呢？“我問。

“我當時在徐州戰場采訪，即采訪國民黨将軍劉峙，也設法走到解放軍陣地采訪劉伯承的指揮所。經過兩邊對比，我發現解放軍官兵紀律嚴明，個個都有戰鬥力。而國軍官兵頹廢，不堪一擊，”托平說。

1948年１１月，淮海戰役爆發前夜，他在那裡對國民黨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做過獨家專訪。劉峙特别安排他自己的專機把時任美聯社駐南京記者的托平接到徐州。

“在1948年11月25日，劉峙把我專程從南京接到徐州采訪，是為了向世界顯示自己必勝的信心，為了給自己塑造形象。到了徐州之後，劉峙直接把我從機場接到位于徐州鼓樓大街的花園酒店的一座小樓的二層會議室上，在這裡劉峙接受了我的專訪。”

“我問劉将軍，國軍對這次徐州會戰有沒有信心？能不能打赢？劉志說，沒問題，你可以通過美聯社向全世界人民宣布：國軍三天之内必将擊敗共軍，共軍将全線潰敗。”

三天之後，托平從前線陣地回到花園酒店去找劉司令，看看他的勝利在哪裡。結果找不到劉将軍了。在酒店裡，劉将軍的随從告訴托平，“托平先生，您采訪完他的第二天他就跑回南京了，因為他知道這場仗肯定失敗。”

“這簡直把我搞糊弄了。我三天前發稿說，國軍必勝。結果，國軍司令自己逃跑了。這時淮海戰役打響，隻留了副司令杜聿明在那鎮守，結果杜聿明和黃維都被解放軍活捉了，”托平說。

“我1948年11月25日離開徐州的時候，徐州道路肮髒，建築破舊，醫院裡的傷員擁擠。我們當時希望再回到徐州的時候，我夫人和我女兒能再來看徐州的時候，徐州會是一座很美麗的城市。我希望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能來徐州，不僅來看徐州的曆史，也看徐州的現在,”托平說。

“淮海戰役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的戰争，從此中國開始了和平建設和發展，”我說。

“淮海戰役結束的時候，我寫了一篇報道預言，淮海戰役就是亞洲的滑鐵盧。淮海戰役将導緻一個新的中國的誕生。這個新的中國将最終影響世界格局，”托平說。

托平把蔣介石比作拿破侖。“而拿破侖倒台之後，法國和歐洲的格局都發生了變化，英國成了大英帝國。我預言淮海戰役決定了中國的崛起，決定了中國在今年（2009年）年底要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我的預言鄧小平可能不會同意，但鄧小平應該同意，因為他是淮海戰役的總指揮，”托平說。

“淮海戰役比十一屆三中全會還重要。淮海戰役真正地使中國走向開放，走向富強。在此之前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托平說。

淮海戰役結束以後，托平回到了南京。在南京他親眼目睹了他的預言變成現實了。

三、“選舉并不等于民主”

到達徐州的第二天晚上，江蘇省副省長兼徐州市委書記徐鳴書記在我們下榻的雲龍湖畔的開元大酒店宴請并在飯桌上接受托平的采訪。那是一桌盛宴，一天勞頓後，我低頭猛吃，托平教授卻低頭猛記，他老伴拿着三台照相機一直在拍攝。他們老兩口忙着采訪，我忙着吃飯，這個餐桌好像就我一個人在吃似的。

“您是淮海戰役的見證者，所以您來到徐州我們感到特别高興。”徐省長對托平夫婦說，“大概在一周以前，我接見了一位美國西點軍校的教授，大概是研究淮海戰役的，最近這段時間，我也接待了國民黨方面的一些将軍的後人，也接待了一些解放軍的将領參觀紀念館，大家對60年前的那場戰役記憶憂新。事情隔了60年，我們現在都會更加真實更加客觀地反映這個事件。我們真的很高興。也希望你能多走走多看看，對我們這個城市有更多的了解。”

托平說，“我在1971年寫了第一本關于淮海戰役的書。目前還在寫一本同樣關于淮海戰役的書，這本書不僅反映了中國的曆史，也反映了世界的曆史。從而用具有戰略性的眼光看待中國以及東亞地區。”

徐鳴說，“你們在最關鍵的時間來到中國，1948年也應該是淮海大戰最激烈的時候，那時候你們來到徐州，應當是具有很大的勇氣。我們60年後再來看待這場戰争，現在還能感受到戰争的殘酷、慘烈。所以今天修建烈士紀念館來反映這場戰争，我們這座城市今後要和平，再沒有戰争。"

“我們關心美國的經濟，若美國經濟衰退，各國都頂不住,”徐鳴轉換了話題。

“我覺得美國的經濟不會崩潰，那些投資銀行太貪婪。另外，美國共和黨政府的政策也有問題。不過，美國的今天就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後，中國走上了健康的發展之路。美國經曆此危機後也會更健康，”托平說。

“奧巴馬作為有色人種在美國脫穎而出一定有他的過人之處，”徐鳴談到當前的美國大選候選人。

“他出自單親家庭，從平民一步步成長起來，聰明絕頂，”托平的小女兒說。

“中國，美國，世界人民都喜歡草雞變鳳凰的故事，希望平民變總統的奇迹，”托平夫人說。

“奧巴馬的父母受過高等教育，他父親曾是肯尼亞高官，”托平小女兒不同意媽媽的意見。

“美國民族矛盾嚴重，黑人白人的矛盾一直是個鴻溝，奧巴馬當選也許會促使民族矛盾緩解。現在是個充滿戲劇性的時代。11月我們回去時要開始選舉，我們也要投票，”托平說。

“我們有15個兒孫，我隻有一張票，但可以投15次。因為我讓他們投誰，他們就會投誰，”托平夫人驕傲地說。

“美國投票率高嗎？”徐鳴問。

“整個投票率在30%——40%,”托平夫人說。“也許因為經濟危機，大家關心政治，投票率會增加。”

“上次投票率還比較高，但兩黨候選人的投票率很接近,”女兒說。

“在日本亦如此。東京高一些。北海道地區隻有10%。歐洲一些國家，對誰當總統無所謂，”徐鳴說。

“中國從義和團到奧運會，現在進入了經濟朝氣蓬勃的時期。文化也很繁榮。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未來？”托平夫人問。

“中國未來還是要緻力于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随着經濟改善，和諧民主也會往前走,”徐鳴說。“最近溫總理參加聯合國大會，一個記者問，中國的民主選舉會在20年還是25年之後。溫總理說，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會往那個方向走。孫中山在南京時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個過程。”

“選舉并不等于民主。民主是為了讓人們醒悟和覺悟，民主應為大衆服務，保持文化、曆史的傳統，”托平說。

“希特勒也是選舉出來的，“徐鳴說。

“布什也是選舉出來的，”托平夫人說。

“我羨慕贊歎的是，中國在發展自己的同時不忘幫助那些貧窮的國家。從北京到徐州來時，看到公路兩邊蓬勃的經濟發展景象，這會不會占用農民更多的耕地？”托平說。

“現城市化每年增長1．2%，這是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每年有100多萬青年農民到城市打工，其中相當一部分生活得很艱辛。但他們在城市裡再難都不想回到農村去，＂徐鳴說。

“徐州有100多萬農民到上海、蘇南等地打工。比如，李教授的出生地賈汪35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幾乎都出去打工了。去年有一個全國人大代表是徐州人，她在上海嫁了人，成了家，她的第二代第三代肯定不願再回到徐州。”

“為何不願回去？”托平夫人問。

“城鄉生活差距大，年輕人還是向往城市生活，也許年紀大了會希望回農村。農村的醫療保障還是比較差。但中國未來20年可能會有最大的變化。過去的20年，變化主要以工業化為主。未來的20年将是城市化為主導。民主政治也将建立在城市化的基礎上。

四、“我報道了解放軍占領南京”

“我們這次來中國，是在一個非常愉快喜慶的時刻，正值中國國慶。我目睹并記錄了新中國的誕生，”托平驕傲地說。

淮海戰役結束，托平從徐州回到南京幾個月後，聽到長江邊的槍聲，解放軍開始橫渡長江了。那天他走在南京的大街上，遠遠聽到了郊外的炮聲。托平奔向美聯社辦公室去上班，準備新聞報道。

突然，一輛吉普停在他跟前。車上跳下來一個軍人，看上去不像國軍，是不是共軍，托平也不敢肯定。那個人很有禮貌地問托平，“總統府方向怎麼走？”

“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解放軍，”他說。

“解放軍已經進城啦？”托平疑惑地說。

“是的，我們已經在淩晨攻占南京城了，為了不驚動老百姓就悄悄進來了，”解放軍軍官說。

托平這時驚喜萬狀。“解放軍占領南京了”，全世界可沒有第二個記者知道這條消息，我是目前唯一知道的。我現在就要去郵局發稿，向全世界報道這條重大新聞。中國的“滑鐵盧”戰役結束了！

托平叫車來到南京市鼓樓大街的郵局。郵局隻有一台發報機。此時，法新社記者比爾關也跑進了郵局。

“我要世界第一時間報道南京淪陷的消息，”比爾關說。

“我要第一個發稿！＂托平說。

兩個記者都要第一時間發稿，成為世界名記者。兩人最後抛硬币決定。比爾關赢了。

托平說，“那你快發吧，趕緊發。你發完，趕緊交給我來發。＂

比爾關說，＂托平，你放心吧，我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文字把這條消息發出去。”

比爾關在電訊稿上隻寫了兩個英文字“Nanjing falls”(南京淪陷)，然後招手對托平高興地說，“我的稿子發完了，下面輪你來發了。”

托平在發報機前坐下，一口氣打了兩個小時的字，共發了三篇稿子。第一篇稿子是快訊《今早共軍進入南京，國軍已經逃竄》；第二篇稿子是現場特寫《解放軍進南京城》；最後一篇是一篇綜述加新聞背景。第二天，西方報紙刊登的全是托平的稿子，比爾關的稿子沒有一篇被采用。比爾關懊惱不已。

“我到現在都一直不能原諒我自己，我想比爾關也不能原諒我，因為他一生最大的一條新聞白寫了，”托平說。

解放軍占領南京的幾個月後，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中共設在南京的外事委員會主任黃華召集所有在南京的各國大使開會。黃華用中文說，“你們要告訴你們的政府，讓你們的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此話一出，會場一片寂靜，因為沒有人聽得懂中文。這時新西蘭駐中國大使站起來說，我們沒聽明白你說的話，能否讓切斯特·朗甯先生翻譯成英文。黃華同意了。切斯特·朗甯大使于是站起來把黃華的話為各國大使翻譯了一遍。

當時西方駐華大使中，朗甯大使是最積極并鼓動各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加拿大也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朗甯大使是加拿大首任駐華大使，是奧瑞的父親，托平的嶽父。托平1948年在南京當記者的時候，認識了正在南京大學讀書的加拿大女孩奧瑞。兩人常去紫金山約會。

“我在南大讀書時，每天是人力車夫從使館送我去學校上課，”奧瑞說。“當時我家住在西康路，離學校不遠。但是沿途災民很多，人在路邊凍死餓死的很多。感受最深的是，當時街頭常看到災民，但蔣介石宋美齡卻常搞奢侈的宴會，我和父親也參加過。外面是凍餓的災民，他們那兒是燈紅酒綠。真是朱門酒肉臭，路在凍死骨。當時我家住的地方已變成了銀行。後來搬到了西康路27号，”奧瑞說。

“後來我又搬到南大（金陵女子學院）後面住，”奧瑞說。“那是現在的南師大校園，那裡的建築保存得很好。我當時在金陵學院教外語，在南大讀書。幾年前回南京時已經認不出來的。現在南京是很美的城市，有很多樹。南京解放後，種了很多樹。”

據托平介紹，奧瑞雖然隻有南京大學本科的學曆，但是她是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最多的“人”，而不隻是最多的“女人”，她共獲得了至少8個“名譽博士學位”。她不要别人硬給她的”名譽博士“。她獲得博士學位是因為她的照片拍得太好了。

五、周總理特殊關照的美女記者

在徐州的第三天，我陪同托平夫婦參觀了徐州兵馬俑博物館。徐州楚王有12位，發現了8個楚王墓，發掘了4個。考古學家說，徐州有72座山，每座山上可能都有楚王陵墓。

在兵馬俑的發掘現場，托平夫人手持三台尼康專業照相機在不停地拍攝。“托平夫人是世界上第一個報道西安兵馬俑的記者。她當時有關西安兵馬俑的照片和文字是作為《全國地理雜志》的封面文章發表的，”托平說，“托平夫人獨家報道西安兵馬俑的特權是周總理給她的禮物。”

托平的父親郎甯大使，是加拿大駐華大使。郎甯和周總理是好朋友，無論是在重慶作為國民政府陪都的時候，還是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朗甯大使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産黨。但是由于美國的壓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加拿大被迫撤走了駐華大使。

解放軍占領南京後，西方駐中國的大使還在南京，使館還沒撤。當時黃華在新中國解放的時候作為南京外事處處長，專門找了南京的加拿大駐華大使朗甯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們不要撤走，能承認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美國政府做了錯誤的判斷，認為蔣介石還能反攻大陸，還能回來。美國政府相信了杜勒斯的預言，不承認新中國。毛澤東指示周恩來：通過黃華找朗甯大使勸司徒雷登大使。當時，司徒雷登大使本人也不想走，在猶豫，他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下死命令，結果司徒雷登走了。毛主席很生氣，誠心誠意想留住司徒雷登，但是這個美國大使不給面子，沒有留住。一怒之下，毛主席寫了《别了，司徒雷登》。

“我父親郎甯一直覺得這件事情沒有辦好，一直期待着有機會幫助新中國做些事情，”托平夫人說。

“1954年，我父親和周總理在日内瓦關于越南問題的會議上再次相會。當時蘇聯、中國、美國、法國等強國開會讨論越南問題。這次會議上發生了這樣一個插曲：美國派的代表是國務卿杜勒斯。周總理第一次見到杜勒斯。周總理就走過去，伸出手要跟杜勒斯握手，結果杜勒斯扭過頭去拒絕跟周總理握手，當場羞辱周總理。“

“有的版本說周總理抓住杜勒斯的手了，而杜勒斯拿出手絹把自己手擦了擦放到口袋裡，周總理也拿手絹擦了擦手然後把手絹仍到垃圾桶裡了。但真實情況并非如此。我父親當時是加拿大的外長，他看到杜勒斯羞辱中國，覺得這種尴尬局面必須挽回，否則日内瓦談判不會有好結果的。父親一個箭步沖上去，雙手緊緊抓住周總理的手說，‘老朋友，我非常高興又看到你了。’讓周圍的人感覺周總理的手是伸向我父親的，挽回了一個尴尬局面。但事實上，杜勒斯在國際談判上想有意羞辱中國，”托平夫人回憶說。

“我是在淮海戰役那一年跟奧瑞結婚的。結婚六十年，奧瑞給了他六個最好的生日禮物，五個女兒和一個中國簽證。此外，還有六個外孫和兩個重孫，”托平說。

1971年，美國的媒體和公衆都在關注美國宇航員太空漫步。而這個時刻，奧瑞和她的父親朗甯大使回到了中國。

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照片。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兩名西方記者，除了斯諾，另外一位是奧瑞·托平。由于斯諾是個美國記者，當時中國想通過斯諾向美國傳遞希望關系正常化的信息，而斯諾本身又寫過很多報道，所以全世界隻記得斯諾，忘記了奧瑞。

在天安門城樓上，周恩來把斯諾帶到毛主席身邊說，“這是斯諾。”毛主席說，“不用介紹，我們是老朋友。我年輕時在延安，你采訪過我呀！”

毛主席跟斯諾握完手之後，周恩來把托平夫人和她父親朗甯介紹給毛主席說，“這也是我們的老朋友，在重慶的時候，在南京的時候，包括1954年在日内瓦會議上的時候，他都是我們的朋友。”毛主席非常高興地和他們爺倆握手、合影。

當晚周總理很高興。斯諾與毛的會見、朗甯大使父女與毛的會見安排得都很成功，毛主席看上去笑得很高興。周總理覺得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大門将要打開了。

周總理當晚在人民大會堂設晚宴宴請郎甯和他的女兒奧瑞。在宴會上，周總理心情特别好。而當時文革期間群衆的武鬥頻繁，經濟發展受阻，國際關系緊張，蘇聯帝國主義崛起，一直在煩擾日理萬機的周總理。這天晚上，見到老朋友朗甯婦女，周總理特别放松，那些憂慮暫時從他腦子裡消失了。

周總理斜身靠在沙發上，跟朗甯大使回憶他們當年在重慶和南京的時光，時而兩人開心地一笑。周總理的英俊神态被奧瑞這位偉大的攝影記者抓拍到了，她一口氣拍了幾十張。在旁拍攝的奧瑞年輕、漂亮，充滿了活力。在這位貌美的記者跟前，周總理很放松。

這些照片沖印出來之後，奧瑞拿給周總理看，周總理笑了，奧瑞再次抓拍。這兩次拍攝的照片，一張成了《時代》周刊的封面人像，另外一張被中國政府選為周總理的遺像。

在宴會中，周總理高興地對朗甯說，“你是第一位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來訪，我一定要答謝你。”

“對我最好的答謝就是讓我女兒高興，送給她一件禮物，”朗甯說。

大使肯定高興。因為大使不在乎自己得到什麼禮物，在乎自己女兒得到什麼禮物。

周總理問奧瑞需要什麼禮物。“我需要在中國的獨家專訪和獨家報道，”她說。當時，奧瑞除了給《紐約時報》做特約記者外，也同時在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拍照和寫稿。那時候在《全國地理雜志》上發表照片是非常難的一件事，因為《全國地理雜志》每月一期，隻有能在全世界範圍内最能抓住人們眼球的獨家報道和圖片才有可能被刊用。如果能登一張照片，稿費也是好幾千好幾萬了。

“我送你一個禮物，就是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的封面文章，”周總理說。

“你一個中國總理怎麼能決定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刊登什麼呢？”

“我是可以決定的，”周總理微笑說。奧瑞聽後非常不理解。

當時中國剛剛開始發掘西安的兵馬俑。周總理說：“你去趟西安吧。”奧瑞到了西安，兵馬俑大坑剛剛打開。她被特許進入發掘現場拍攝。結果，奧瑞拍攝的照片作為《全國地理雜志》的封面刊登。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西安發現了兵馬俑。多年後，裡根總統還有很多國家領導人到西安去看兵馬俑，主要是因為他們看了《全國地理雜志》上奧瑞的圖片報道。

奧瑞最想得到禮物就是在中國與自己的丈夫托平相會。托平是個美國記者。作為美國記者，隻有斯諾作為例外來過中國采訪，因為斯諾本身是位進步記者。而托平當時是紐約時報的總編輯，又是著名的美國記者，他隻能在香港，進不來中國大陸。奧瑞暗示周總理，希望她丈夫能到中國來，一是和她團聚，二是她能跟丈夫一塊報道中國，因為1949年之後美國主流記者沒有來中國報道過中國。

眼看着奧瑞就要在中國過生日了，但是奧瑞在中國采訪任務十分重要，她又不想走開。過生日那天，周總理說，“我請你吃飯吧。”

周總理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奧瑞的生日晚。晚宴開始後，周總理說，“我現在送你一個禮物。”晚宴的大門打開了，她的丈夫托平走了進來。

托平來中國之後，對中國進行了大量的正面報道。美國記者從自己“聯華抗蘇”的戰略利益出發，讀者也是從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那時候美國需要自己的民衆對中國有好感，所以媒體不會妖魔化中國。

托平夫婦離開徐州後，飛往敦煌采訪。采訪之後，奧瑞寫了一篇有關敦煌的特稿，并配了幾張圖片，刊登在美國《世界政策》雜志上。我後來是在《參考消息》上看到這篇文章的。

（轉自李希光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xiguang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