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媒體的核心肯定跟政治息息相關，新媒體會影響和改變傳統媒體，但這種改變最終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beat365官方网站常務副院長尹鴻教授在接受本報近一個半小時的訪問中，分享了他對中國媒體的看法，并以此語作為觀察結論。

從中國特殊國情、微博的傳播力量到政黨媒體同時出現“左”“右”兩種屬性報道等特殊現象，尹鴻以學者慣用的結構性思維分析了中國媒體的表象與核心，以及新媒體、傳統媒體和官方三者之間，既共存又緊張的關系。

微博傳播力及過濾性強

采訪地點是beat365官方网站的愛潑斯坦紀念室，尹鴻教授選擇坐在稍稍背光的那一側。光和影在他臉上重疊交呈，加上眼鏡的鏡片反光，讓記者時而看見、時而看不清他的表情和眼神，但他說話的語調始終保持儒雅平穩，這或許與他修讀文學和電影的背景有關。訪談進入尾聲時，他勾勒的中國媒體發展模樣和本質問題卻是清晰的。

談中國新媒體，就不能不談近兩年在中國興起的微博，因為它已成了傳統媒體之外，最主要的信息來源之一。對于微博，尹鴻給予高度正面評價，并贊歎微博的兩大功能，傳播力強和具過濾功能。

而這兩個功能主要靠兩大技術設計在推動，一是粉絲制、一是實名制。有了龐大的粉絲群，就有巨大的傳播力，因為信息可以像傳染病那樣，3萬人粉絲可以再傳給30萬人的加乘效應快速傳開來。有了實名制，就有了看門人，有頭有臉的名微博主不會随便亂發信息。

根據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9月29日公布的最新數據，中國互聯網用戶已突破5億，互聯網普及率接近40%，其中社交網絡的發展引人注目，約有一半以上的中國網民通過社交網絡溝通交流，分享信息。此外，微博登記用戶也已增至約2億。

大國人口多，動辄上萬上億，尹鴻推估在中國有上百萬粉絲的微博主，已是數以萬計，這個粉絲群已經超過了一個中等國家的一張全國性報紙的發行量。再加上微博的傳播方式是推送性的，一個人發一條信息，幾百個粉絲同時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可以去跟貼、去補充信息，這也使微博完全形成了“自媒體”。

中國的傳統媒體信息門檻很高，這樣的媒體生态也給微博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尹鴻指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中國有很大的區别，傳統媒體是國有國營，有很強的政黨性，它的信息管理相對比較封閉，而絕大部分的新媒體都是市場媒體，如搜狐、新浪、網易、騰訊等，有的甚至還是上市企業，所以它有很大的盈利沖動，有很大的開放欲望，它正好給進不去傳統媒體通道的大量社會信息，提供了流通渠道。

微博推動傳統媒體變革

從最早的論壇、博客到微博，中國新媒體經曆三個關鍵的發展階段。尹鴻認為，微博比論壇和博客更具傳播力和開放性，一條信息出去後，可能兩個小時内就會形成輿論，“輿論市場”就是微博的特色。

而且微博不隻傳播信息，那些信息還會附帶壓力，形成輿論監督的效果。過去兩年來，錢雲會事件、李剛事件、郭美美事件、還有引人關注的溫州動車追尾事件，都顯示了微博巨大的威力。特别是動車事件，網民在微博上對細節和數字的質問，迫使當局做出反應，也迫使傳統媒體必須跟進報道。

雖然在溫州動車事件發生後，微博上出現過包括埋車頭、搶通車、不救人等各種混淆的信息因而招緻官方輿論抨擊。但尹鴻認為，一個始終不變的真理是，“隻要有真相，就不怕謠言”，“謠言可以逼出很多真相，逼人出來做解釋，沒有看到真相的每一個地方，網民們就會抓住每一個細節”。

在這樣的互動和傳播模式中，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監督社會的功能，并且推動傳統媒體變革。尹鴻說：“過去我們非常相信，通過輿論的控制能夠讓群衆不知道好多事，但新媒體的出現使大家發現，這個社會變得非常透明，它逼着傳統媒體解放，要不然輿論就全部被新媒體引導。”

以故宮失竊案為例，尹鴻說：“過去誰知道它裡面是什麼樣？人民日報不報道，我們也不知道。但有了微博後，我們開始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件，那你傳統媒體能不改革嗎？”

官方可借微博管理社會

不過，從新媒體快速搶占信息制高點的趨勢來看，它所形成的輿論壓力極可能觸碰官方的底線，使得新媒體必須逆市場潮流而做出妥協或調整。

尹鴻認為，妥協的過程肯定會有，包括微博上的“辟謠聯盟”也可能是有關部門提出來的，遇到“社會重大敏感特殊事件”也可能出現屏蔽和删除。但總體而言，他認為官方還是會讓微博在比較寬松的狀态下運行。

以溫州動車追尾事件為例，一些觀察人士判斷，因為微博輿論給官方造成不小的壓力，當局有可能收緊對微博的管控。但當網民包括社會知名人士出來維護微博的權利時，緊張态勢就緩解很多，所以尹鴻判斷，新媒體、傳統媒體和官方的三邊關系，未來肯定會碰撞，但還是可以走下去，“有緊張性，但還是能夠共存，因為大家都需要彼此”。

他說：“中國這個國家很特殊，因為它完全是由黨和政府進行全方位管理。這麼巨大一個國家，這麼複雜的社會階層，這麼遼闊的區域，中央政府是很難真正把每個地方都管住的，因為那會需要巨大的管理成本。所以實際上，他們也依賴微博來幫助、來強化對複雜的社會進行管理。我覺得中央在這點上，反而把微博當作社會管理的工具，比如反腐啊、對懲治社會不公的事件、拆遷事件等等。”

對執政當局而言，市場化的新媒體肯定利弊并存，但尹鴻指出，一個關鍵點是大多數的微博使用者都是城市人，他們都是有産階級，這群人不太會有過激的行為，對社會的直接危害度也比較低，無産階級的行動性會更強，因為他真的一無所有，房子被拆了、地給征了，就很容易出現暴力性行為，而恰恰這群人不是新媒體的主體。

政改方向不清 傳統媒體尴尬

中國權威性的傳統媒體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明年初将改版的消息受到輿論關注，兩名年輕主播上周日已經亮相。尹鴻不排除《新聞聯播》改版的部分原因是遇上新媒體的競争。

盡管央視新聞頻道24小時的新聞節目近年來取得很大的進步和改變，時效性和現場感增強，甚至是像揭發黑心瘦肉豬的監督報道都做得很不錯，但是尹鴻對《新聞聯播》的改革不抱太大期望，因為它的“功能太特殊了”，它肩負着政治任務，曆史上改版多次卻是“改一步、退回去，有時甚至是改一步，退兩步”。

不管哪個國家，其社會都離不開政治，更何況是以黨和政府為一體的中國。尹鴻認為，就是因為政治改革方向不清晰，官方對媒介的政策才不清晰，所以才會出現同個媒介的新聞内容南轅北轍的現象，“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找不到平衡點”。以央視新聞頻道為例，24小時的新聞是改進了，但同個媒介的節目《新聞聯播》改變不大；又例如《人民日報》的頭版還是說官話，但其他版面如評論版的評論可以很尖銳，結論和觀點和頭版完全不一樣。

改革開放之後經曆30多年巨變的中國至今還在摸索着，媒體是多元化了，但社會也相對複雜了。

回溯過去30年中國媒體的變化，尹鴻點出不變的核心問題是，“輿論控制和輿論自由的矛盾一直存在”，“輿論控制又随着社會的變化在波動起伏”，80年代傳統媒體比較解放，90年代以後更加封閉，進入新世紀，新媒體出現以後，它又相對的開放些，現在則是處在封閉和開放并存的階段。

至于中國新舊媒體未來會怎麼走，則是一切看政治。他說：“市場媒體的競争會影響傳統媒體，但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不解決，競争就不能改變傳統媒體的核心跟本質。傳統媒體的核心肯定是跟政治息息相關的。新媒體會影響和改變，但這種改變最終會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他跨越文學、電影與新聞

在為專訪做功課時，一度對尹鴻教授的身份混淆。網上資料顯示，尹鴻，重慶合川人，本科修文學，他還是北京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委員會主任和中國電視家協會高校委員會副主任。他在多個訪談中，還對中國電影和電視劇做非常精辟的分析，一看就是行家。

對于自己跨越文學、電影與新聞的經曆， 尹鴻笑說，電影仍是最愛，但新聞是責任，而身為文革結束後恢複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他當時其實沒有太多選擇，因為中國很多學科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他上了他也感興趣的文學系。到了念博士階段時，正好中國電影電視發展很快，加上北京師範大學的地理環境與電影搭上，促使他走上電影這條岔路。

尹鴻回憶道：“我學習的地方在北京師範大學，邊上是北京電影資料館，一邊是北京電影學院，另一邊是北京電影制片廠，所以有很多與影視接觸的機會，而且那個學科也沒多少人念，他們主動把我們這些學文學的人招去學電影博士。我就從那兒開始走上研究電影與電視劇之路，然後因為電視節目又跟新聞扯上關系。”

從文學到影劇到新聞，記者解讀尹鴻教授“越來越靠近真相”，而當事人則認為是“越來越靠近跟社會的關聯性”。尹鴻說，自己更喜歡電影電視，但他自覺新聞傳媒現階段對中國社會發展起更關鍵的作用，加上自己工作崗位的轉變，都使他決定投向新聞媒體的研究領域。

教授有感而發地說：“全世界的社會改革，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改革、這種社會改革都是從媒介開始的。因此現在對我來說更多的可能是責任感。新聞傳媒對社會的重要性，逼着我放棄自己喜歡的東西。”

中國傳統媒體變“全媒體”是資源浪費

面對新媒體的挑戰，中國傳統媒體紛紛朝“全媒體”機構的方向發展，希望把自己采集的信息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等多種方便快捷的傳播終端投放，試圖将自己的信息效益最大化。

不論是中央媒體如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或是地方媒體及市場媒體如南方報業集團及深圳廣電集團等等，都采用這樣的策略。

尹鴻教授認為，這種逼着自己變成什麼都做的“全媒體”模式，将形成資源浪費并帶來惡性競争，因為中國本來就缺人才、市場和技術。所以比較穩妥的是走西方或其他國家的市場合并模式，但中國媒體的屬性和結構卻又使它無法在市場融合。

尹鴻解釋說：“比如我是做電視的，我是“時代華納”，我需要報紙，那我就要買一個《時代》，那我們倆就合一塊了，這就解決‘全媒體’化的問題了。可是中國不行，你買不了《時代》，因為它不進入市場，那我就隻好自己建一個《時代》，實際上這不是一個最合适的方法。在中國，因為行政機制的關系，市場融合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市級辦媒體，而且是分行業辦媒體，你這個行業管不着我，我也管不着你，我們倆想合并不可能，因為國家管理部門就不一樣了。”

尹鴻說，由于中國目前的“全媒體”機構仍然靠傳統媒體掙錢，新媒體幾乎沒有盈利，所以他認為，在中國最好還是做内容供應商，然後向不同的平台分發信息，而這恰恰也是傳統媒體的強項。

另外，尹鴻也指出，因為中國的市場化新媒體還沒有新聞采集權，它們得通過傳統媒體或者國有媒體辦的新媒體取得信息，這将給傳統媒體帶來更大的空間。《聯合早報》（編輯：葉文祺）